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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化的书写：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 在翻译本体的认定上，韦努蒂反对基于经验论的工具模式，重温并发展了阐释模式。因为“经验论认为语言是直接表达或指涉，从而认为翻译是原文的不变量的复制(reproduction)或转移(transfer)的工具模式，无论不变量是形式上的，还是在意义和效果上的”[8：74]。他认为，翻译不是译文与原文一成不变的一一对应，任何形式的翻译都会对原文的形式、意义和效果进行变形。如他所说，“基于唯物论认为，语言是受言语和文化因素调适(mediate)的结果。阐释模式将原文的形式、意义和效果看作变量。这些变量会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transform)。这并不意味着原文和译文不存在形式对应，而是任何对应都是阐释努力的结果。而阐释的决定因素是译入语及其文化。翻译即书写阐释(inscribe a interpretation)，而且是众多可能阐释中的一种阐释，永远不能还原一成不变的原文。原文的音步与声调、观点与特征描述、叙事与文类、术语与论点等特征都会在译文中发生改变。”[8：74]他借助皮尔斯(C.S.Peirce)的解释项概念(interpretant)描述了阐释的过程：“译者在源语及源文化与译入语及其文化之间进行调适，并运用解释项写下调适的结果即阐释，把原文变形为译文”[8：74-75]；“在翻译中，解释项是形式和主题调适和变形的原则。形式解释项包括对等概念，如基于字典解释的语义对应，或文体概念，与体裁相关的特殊词汇和句法。主题解释项是一系列符码：可以是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表征，或由概念、问题和论点组成且具有相对连贯性的话语体系，或对一直被独立评论的原文本的特殊解释。从本质上讲，解释项具有互文性和话语间性，即便它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源文化素材，也主要植根于接受情境。译者运用解释项对原文进行语境重构，将与源语及其文化发生关系的互文性与话语间性，替换为建构翻译的译入语及其文化发生关系的互文性和话语间性。”[8：75-76]任何形式的阐释，如果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那么总是包含着这个系统存在的痕迹。因此，任何的翻译复制都不是透明的。复制从来无法揭示被阐释对象的本质，因而翻译是阐释，不是复制。 因此，他将翻译定义为源文本去语境化，在接受情境中重构语境的过程：“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本土化的实践。从翻译选本、翻译话语策略的斟酌到翻译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中的流传，翻译过程的每一步都受到接受情境的价值、信仰以及表征的调适。翻译不是原文的复制，而是原文的变形，这种变形是译者阐释的结果，反映的是接受者的理解水平与阅读兴趣。”[6：193]但同时，对原文的改变“不仅决定于接受情境中的语言与文化，而且还决定于对原文的阐释，因为这种阐释本身就包含着对源文化的认知和了解”[6：195]。他尤其强调了需要深入了解翻译生成时的接受情境。如他所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发生的变形不应该轻易地斥之为翻译错误而妄加纠正。恰恰相反，这些变形是译者在翻译小说时综合运用了自己的解释项而对原文进行细致入微的阐释之结果。如果对语境不加详细考虑而指责某个具体的翻译表达，那么，就会无意中将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作为评估标准。这是很成问题的。没有一个翻译能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也没有一个翻译在形式和意义上毫无增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剥夺了译者为处于东道文化中的读者解读原文的权利。”[6：209] 韦努蒂的阐释模式进一步论证了其翻译伦理概念。他认为，阐释模式揭示了形式与语义对等的局部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翻译语境具有译入语及其文化导向性，众多解释都有自己的准确性标准，因接受文化团体、社会情况和历史时刻之异而异。“翻译总是会让原文变形，因此，对翻译的评估要充分考虑译者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况，而不是简单地对照原文与译文。翻译评估必须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对我而言这个层面就是伦理层面：将解读书写进原文，翻译有可能采取伦理视角，在完成阐释时，发挥意识形态功能。”[8：79]他所说的伦理是借用巴蒂乌(Alain Badiou)的伦理概念：挑战制度化的知识和公有社会成员的兴趣，追求文化创新和社会平等。他认为学术翻译伦理应表现为阐释，既是怀疑，也是参与；它坚持合理的调查和道德判断，拒绝任何文化和社会机构的绝对权威。不同的阐释将对已有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对现有的价值、信仰等发起挑战。如他所说，译者应该对文本的异域性的差异“不断地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不断专注于那些区别于接受情境中组织性和机构性的标识性差异”，且能“不断地创造新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手段以彰显差异”[8：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