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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霍普金斯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自从到都柏林以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如上文所述，他在到达都柏林20天时写给布里奇斯的信中就提到自己的身体不可能再强壮起来，精神上已经显示出对身体状况缺乏信心。他在1884年12月9日写给妹妹凯特的信中解释说。之所以抱怨都柏林不是因为那里的季节和天气不好，而是因为那里缺少书籍，教育条件差，这影响了他的情绪，所以迟迟没有回复她的信(Phillips 2009：262)。在1885年5月17日写给布里奇斯的长信中，霍普金斯首先就解释，自己拖延很长时间才给他回信是因为繁重的工作、焦虑感以及身体和精神都处于萎靡不振状态。他甚至认为，自己内心产生的一阵阵沮丧感与疯狂症类似。变化是唯一的解脱方式，但他很少有解脱的机会(Gardner 1985：202)。在1885年9月1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中，他这样说：“我刚刚去过了一个假期，现在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不太明显；不过，我担心很快就会陷入像春天和夏天时的状态中去，那时候，我的心情一团糟，就好像是快要发疯了——不过那怪不了任何人，只怪自己，部分是因为没有更好地把控自己来适应变化。”(Phillips 2009：264)在上文提到的1887年2月17日那封信中他还说：“威尔士之行让我恢复了一些，但效果已经过去了。在爱尔兰这里肯定是不会好起来了，甚至会更糟。”(ibid.：262)的确，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真的是每况愈下，到1888年1月12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中已经充满了悲观气息。他告诉收信人，“我手头正在写一篇论述希腊否定结构这样的准哲学论文，但什么时候能完成？就是写出来了，像《古典评论》或者是别的期刊会采用吗？所有的动力都没有了，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让自己全副身心去继续写完它。什么结果都没有，我是一个废物，仅仅是为了天国而服务。”(ibid.：270)在1889年4月29日和5月5日分别写给布里奇斯和母亲的信中，霍普金斯告诉他们，他生病了。一直发烧，并且腹泻，只能吃些流食(Gardner 1985：216；Phillips 2009：261)。实际上他已经染上了伤寒病，后来高烧不止。一个月零三天后的6月8日，霍普金斯在“我感到幸福，我感到非常幸福”(I am happy.I am so happy)的念叨中离别了人世。 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下，霍普金斯写下了那些诗行，真切地记下了内心的苦熬、惶惑、挣扎、搏斗、升华的轨迹，记载了自己在炼狱和天堂之间徘徊的心路苦旅。 六首黑色十四行在寄给布里奇斯时并没有标明顺序，但布里奇斯在编辑首个诗集时按照创作年代排列，显然包含了他对六首十四行诗先后次序的安排。加特纳编辑的1953年版本对六首黑色十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与布里奇斯版本相同。在1986年的牛津版中，编者菲利普斯对黑色十四行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排成了本文现在讨论的次序。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确证诗歌创作顺序的情况下，较为可行的办法是依据诗歌内容及其内在逻辑来决定先后。 把“我的命运就像是陌路人”一诗看作第一首是因为这首诗的内容起总领或概括作用。开篇的两行“我的命运就像是陌路人，我生活在/陌生人中间”②(Phillips 2009：166)实际上是对诗人当下和过往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陌路人”是霍普金斯在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主要生活状态。他还是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就深受以纽曼为首的牛津运动影响，主张要从盎格鲁-撒克逊古英语吸取营养，而这与追求进步和革新的时代潮流相左如同陌路。他在1866年10月毅然皈依天主教，与以国教为主流的英国宗教倾向分离开来，也与长期笃信国教的家人分离开来。他在转信天主教时就受到父亲和家人的反对，所以在诗中就有这样的感叹：“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姐妹在基督那里都离我远去。”(166)皈依天主教后他热衷于并长期从事耶稣会传教活动(1877年成为耶稣教会神父)，1884年被派往爱尔兰担任教职，远离国土和故乡家人。这对于诗人来说，“英格兰，她的荣耀是我的全部追求”。(166)虽然来到爱尔兰，为天主教徒服务，但他服务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同胞，因此，总有某种隔离感，“我此刻身在爱尔兰；这是我第三次/转变。并不是在每次转变中我/既能给出也能获得纯真的爱”。(166)因此，诗人一辈子都在扮演着陌路人的角色：作为耶稣会士，他与家庭渐行渐远；作为天主教徒，他与新教占据政治生活舞台的英国有着不小的隔膜；作为曾经有着同性恋倾向的青年学子，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风尚格格不入，而终身未娶的神父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分享快乐、分担忧愁；作为在爱尔兰履行教职的耶稣会士，他在心理空间和地理空间上与永远难以割舍的祖国十分遥远。在世俗世界，他是一个陌路人，但在上帝那里，他却又处于矛盾和纠结之中。一方面，“上帝是我的安宁”(166)，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安宁；另一方面。上帝又是“我的分隔，我的干戈与冲突”(166)，因为改信天主教并被派到都柏林履行教职，诗人与家庭、亲人、故土、祖国分隔，在情感、精神、信仰上遭受分离与两难之痛：一边是为之献身的天主教教义和上帝，一边是世俗世界里的亲情；改信天主教使得诗人与亲人和祖国分隔，导致他内心情感上的冲突与背离，正如1885年9月1日信中所说，他获得了一些“启迪”，但他深知这些“启迪”与他的“意志相反”。这里的“意志”所指应该是上帝的意志，而“启迪”应该是诗人对世俗社会以及自身经历的反思与感悟。 根据霍普金斯传记作家保罗·马里亚尼的研究，第二首黑色十四行“我醒来感觉到黑暗降临”(166)开始创作于1885年4月20日，其时诗人无意间从《蓓尔美尔晚报》(Pall Mall Gazzette)读到自己在牛津的好友马丁·杰尔达溺亡的消息，哀痛之际写出了这首充满悲伤和苦痛的诗歌(Mariani 2008：347)。很显然，诗人处于心灵的黑夜，仿佛半夜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看不见一星半点光亮，而光的来临还要“更长久”，甚至要经历整年乃至整个人生的等待。在这长久的黑暗中等待，诗人的心灵遭受的苦难就像是“无尽的哭喊”，而且是不会有任何应答的哭喊，就像是诗人写给挚友多尔本(Digby Dolben，1848-1867)的信件因挚友的突然离世而石沉大海，“一去不回”(Waldron 2011：46)。这样的苦痛和“磨折”宛如“心在烧灼”，但这些都是“上帝最沉重的裁决/要我咀嚼苦痛”，咀嚼自身的心灵，咀嚼“我体内，遍布骨骼，塞满肉体，充盈血液”的“诅咒”。在这样的咀嚼中，“灵魂的自我酵母变成了板结酸腐的面团。”诗人在心灵咀嚼中发现：这样的灵魂苦痛并非只是他一人独有，所有“迷途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苦难的根源/和我的一样，他们的自我也在煎熬”，甚至“更加痛苦”。这是“上帝最沉重的裁决”，是天主教徒的精神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