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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中，摄影机代表了现代科技辅助之下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权；手术刀则是医学对身体“创伤性”干预的象征，由此可以看出阿特伍德笔下的科学已逐渐走向人性与自然的对立面。这种科学观隐含了其加拿大民族性的取向：原本中性的科学之所以演变为人类的异己力量，是因为它总与美国结合在一起。在阿特伍德的理念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南方”代表了科技与现代文明，而“北方”才是加拿大自然与自我的象征。 关 键 词：阿特伍德/科学/摄影机/医学/加拿大特质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加拿大民族性研究”(编号：13YJC752037)和2013年杭州市外文学会研究课题“阿特伍德小说对于科学的文学阐释”(编号：HWKT2013012)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雯，女，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加拿大英语文学 一、引言 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文学家们就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哀叹科学技术的滚滚车轮辗碎了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与浪漫。科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温情似乎总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从在信仰与科学间痛苦徘徊的丁尼生，到视机器为洪水猛兽的哈代，再到当代美国向科技文明发出愤怒“嚎叫”的金斯堡……科学更多地以负面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而在当今加拿大文坛，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皇”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在自己的作品中阐释了带有加拿大特质的科学观。 作为一位昆虫学家的女儿和一位神经生理学家的妹妹，阿特伍德与一般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本人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①，而且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声称科学只是一个工具，其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综观阿特伍德50年的创作生涯，从196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到80年代中期《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再到本世纪发表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和《水淹之年》(The Year of Flood)，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展现出科学对人性的异化、对环境的破坏，乃至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摧毁。既然科学仅仅是一个工具，为什么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科学总是那么“不友好”，那么具有破坏性与毁灭性?正如阿特伍德自己所说，关键在于掌握和使用科学的人。那么，在阿特伍德的笔下，科学的使用者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特伍德的科学观与其加拿大民族主义有何关系?下文将分别从“摄影机”与“手术刀”这两个意象出发来分析这些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