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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摄影机：“凝视”权的现代化升级 上世纪60至70年代，摄影机、摄像机和望远镜等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科技工具频频出现于阿特伍德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这是一首发表于1964年的短诗《相机》(“Camera”)： 你想要这个瞬间： 临近春天，我们俩都在散步， 微风吹拂…… 你想要这个画面，于是 你安排我们 在教堂前面，为了取景， 你让我们停步 替我在草坪上摆好姿势； 你要求 云不再移动 风不再摇着教堂 在它的沼泽地基上 太阳在天上静止不动 为了你设计的瞬间。 相机男人 我如何爱你的玻璃眼?② 不可否认这首小诗的女性主义倾向：一个手持摄影机的男性为了拍摄他想要的画面，安排与操纵面前的女性摆出特定的姿势与神情。诗中的相机无疑象征了男性对女性凝视和操控的权力：前者借助这一科技工具将女性与景物一起进行物化与他者化处理。国内加拿大文学研究学者丁林棚认为：“摄影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利手段而非纯粹的审美，摄影首先体现了拍摄和被拍摄者的不对称权利结构。”③所以此处的“照相机”其实就是男性肉眼的延伸，是男性对女性“看”的权力的隐喻，是传统男女两性“看与被看”模式在现代高科技辅助下的升级。诗的最后两行，“相机男人”这一称谓实际上就是将男性与科技工具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而“玻璃眼”的意象更是把男性的眼与摄像机的镜头幻化成了一个整体，说明科技与男性在本质上相通或统一的，但对于女性来说却是异质与敌对的。 在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中，摄影机、摄像机和望远镜等器材的使用者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彼得熟练掌握摄影机的各项功能；《浮现》(Surfacing)中的大卫随身带着他的摄像机；《肉体伤害》(Bodily Harm)的男主人公保罗拥有一架高倍望远镜。相对于照相机，望远镜使男性置身于更为有利的“看”的地位：在观察别人的同时将自己隐匿于暗处。而女性却似乎天生对这些器材具有排斥性，如《浮现》中的无名女主人公说：“我害怕有一架机器，也会这样让人们消失，走向虚无，就像照相机，它不仅盗走你的灵魂，还偷走你肉体。”④《肉体伤害》的女主人公雷妮是阿特伍德作品中少数拥有摄影机的女性，但她的相机不但没能用上，反而成为她后来逃跑时的累赘。阿特伍德研究专家瑞格尼(Barbara Rigney)断言雷妮的相机是“看的失败的象征”⑤。 在阿特伍德早期的创作理念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场事关生死的战争，因此摄影机所代表的“凝视”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欣赏与操控上，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对其的掠夺与谋害，这在她的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说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玛丽安与男友彼得由恋爱到订婚后又逃跑的故事。小说的主旨非常明确：在当代西方消费主义社会中，甚至连女性也沦落为男性的消费对象，而男性成为消费者的关键就在于他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科技工具。男主人公彼得就是这样一个率先掌握了以摄影机为代表的各类高端科技设备的人。在一次晚会上，彼得先后再次用摄影机对准玛丽安，后者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恐惧： 他举起相机……她只觉得身子发僵，冷冰冰的。她没法动弹，就那么站在那里，瞪着照相机的圆镜头发呆，甚至脸上的肌肉也不能动。她想对他说别按快门，可是她没动……⑥ ……彼得站在那里，穿着他的黑色豪华冬季西装。他手里拿着照相机，但她现在能看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了。再没有别的门了，她的身体贴到后面的门把门，眼睛却不敢从他身上离开。他举起相机，将她锁定为目标；他嘴巴露出一排尖牙。有一道炫目的亮光。⑦ 当是时，彼得身着黑色西装，玛丽安则一袭耀眼的红衣，而红色是最容易成为射杀目标的。而且，在英文中，“拍照”与“射杀”两个词都是“shoot”。综合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拍照行为，俨然是一个躲在暗处的猎人在捕杀他的猎物，而彼得手里的这架高性能的摄影机就相当于捕猎的手枪。 将摄影机、望远镜等比作武器，这种象征手法在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并不罕见，比如《浮现》的女主人公说：“双筒望远镜对准了我，我能感觉到那种目光，如手枪瞄准器射向我额头。”⑧乔拍摄安娜时，手中的摄像机“像一架火箭筒或奇怪的刑具对准了，按下按钮，上抬，邪恶的嗡嗡声”⑨。这正如《可以吃的女人》的题名所暗示的，女性与动物一样，都是男性捕杀的对象和餐盘中的食物。男性借由以摄影机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实现了对女性的权力施加。科技沦为强者手中对付弱者的武器。于是，原本中性的科学技术演变成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异己力量。 为什么科技总是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呢?这源于阿特伍德早期一个独特的创作理念：女性与动物的受害认同。由于加拿大的地理与历史特点，动物主题的作品在并不长的加拿大文学史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阿特伍德在《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以下简称《生存》)一书里说：“加拿大动物故事的类型与主题演绎有着自身的特点。”⑩她将加拿大的动物文学与英国和美国的动物故事进行了对比，认为英国文学中的动物实际上是“穿着毛皮的人”，动物王国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翻版；美国小说中的动物常常是人类征服和捕猎的对象；而在加拿大文学中： ……动物永远都是受害者，无论它们是多么勇敢、灵巧和强壮，最终都会被杀死，不是被同类就是被人杀死……如果文学中的动物永远是象征，在加拿大的动物故事中它们经常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那么这些动物受害者象征着我们民族心理的什么特征呢?(11) 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的动物文学之所以总是呈现出一种悲悯、无助与伤感的基调，是因为受害动物的身上体现了加拿大人的弱者心理。加拿大的民族心理中潜藏着一种强烈的受害认同感，即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摆放在被受者的位置，而女性由于其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尤其容易与受害的动物产生认同。综观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女性与动物的受害认同主题频频出现，基本形成了男性为施害者、女性为被害者的二元对立模式。 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掌握科技手段的施害者呢?答案是否定的。阿特伍德表示，她既反对作为施害者的男性，也不赞成作为被害者的女性，在这个二元对立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人”的存在：“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某个人他既不是杀人者，也不是被杀者。”(12)事实上，阿特伍德在早期的几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所谓“无害的第三种人”，即虽然是男性，但并不是施害者。比如《可以吃的女人》中游离于男女两性权利战争之外的邓肯；《浮现》里还没有完全被“文明化”的乔。既然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施害者，那么什么样的男性才是真正代表了科学杀伤力的人呢?答案是“美国人”。但阿特伍德所谓的“美国人”概念并不完全是国籍上的。还是以《浮现》为例：女主人公将那些残杀动物、破坏环境，在加拿大湖区乘摩托艇呼啸而过的人定位为美国人，即使在得知这些人其实是加拿大人之后，她依然坚称：“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并不重要，他们依然是美国人”(13)。关于“美国人”一词，阿特伍德在《生存》中作了更为明确的定义：“美国人就是猎人。”(14)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是猎人、战士和富有侵略性的金融家。”(15)在阿特伍德笔下，“美国”一词总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而“美国人”就是真正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简言之，“美国人”代表了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类异化的势力。 阿特伍德研究专家C.A.豪威尔斯(C.A.Howells)在分析《浮现》时说的“就像男人摧毁女人，有些团体和国家也会摧毁另一个团体和国家”(16)点明了这一理念：美国与加拿大、男性与女性在本质上都是受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阿特伍德在《生存》中说得更为直接：“美国(侵略国)是杀人者，加拿大是被杀戮者。”(17)阿特伍德的这种观点在加拿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济与科技更为强大的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更多的是负面的。不少加拿大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美国是加拿大创建自身民族特色最大的障碍。阿特伍德长期以来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代言人”，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你试图像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那样写作，而实际上你并不是，那你只能制造出一片塑料。”(18)言下之意是加拿大人作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家。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大卫·斯坦尼斯(David Staines)说阿特伍德：“世界成为她的中心，而她关注的显然是加拿大人。”(19)C.A.豪威尔斯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加拿大和加拿大性生成于阿特伍德小说的文本空间里。作家植根于某个地方，而阿特伍德的地方是加拿大。”(20)由此可见，阿特伍德的科学观实际上是与她的民族主义立场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男性借由摄影机成为两性关系中的施害者，美国也通过科学技术成为加拿大的强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