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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再现反思 英国学者斯蒂夫·贝克在《描绘野兽——动物、身份及再现》(Picturing the Beast：Animals，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1993)一书的序言中声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表意的动物”(signifying animals)，即长久被视为“文化他者”的动物在建构人类身份过程中的重要象征意义，但是他同时声明，其研究的原动力是要去发现这些文化再现与现实中活着的动物所受待遇的关联(Baker，1993：x)。这一学术立场几乎代表了所有动物批评的研究模式。同动物伦理的学者、动物权利活动家一样，动物批评家们深切关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生存状况，不过他们寻求改变的途径是反思动物在文学及文化再现中的象征性、修辞性、表征性功能，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对活着的动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观念中的动物在通俗文化中的象征性运用”(Baker，1993：25)。换言之，动物批评者一方面关注文学作品中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刻画，另一方面探究作为隐喻和修辞的动物意象背后的伦理、文化及政治蕴含。 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动物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方法论支持。德里达对二元对立体系的消解和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福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去中心化论断等都成为动物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动物研究者普遍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思想。但是他们认为，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并非天地使然，而是近代人文主义以及工业文明兴起的副产品。在早期人类社会，动物的作用不可或缺，甚至占有神圣的中心地位。即使在狩猎或祭祀过程中，人对动物也充满敬意，不会滥杀无辜。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伯格如此描述这一关系：它们“被驯服和崇拜，被养育和祭祀……农夫喜爱他的家猪，也乐意腌制它的肉”(Berger，1980：5)。在伯格看来，这种态度看似矛盾，但体现了工业社会前人与动物直接、真实、亲密的关系。但是，自从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特别是笛卡尔把动物比喻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之后，动物逐渐远离了人类体验，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变成了原材料，“作为食物的动物像商品一样被加工”(Berger，1980：11)。人与动物的关系从原始时代亲密的情感关系转向压迫性、掠夺性的经济关系。动物被不断商品化、工具化、符号化；它们或者在自然界濒临灭绝，或者在动物园被陈列观赏，或者在屠宰场任人宰割，或者在实验室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牺牲品，或者是被当作肉、蛋、奶的生产机器、或者在家中作为宠物由主人以任意的方式(而不是按动物自身的需求)宠爱、虐待、抛弃。动物更多地出现在类似“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教科书和科普读物里，或者仅存留于我们的语言文字中，成为僵死的文化符号。作为现实世界活生生的个体，动物被不断边缘化，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伯格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动物总是被观察的对象……它们是我们不断延伸的知识的目标，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我们力量的标志，是将我们与其分离的标志。我们知道的越多，它们离我们越远。”(Berger，1980：14)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如同“女人”、“自然”等概念一样，“动物性”也是一个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人类在界定“人性”的过程中设置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物。“人们使用动物是要明确区分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与自然界，特别是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Franklin，1999：12)；“动物是我们认识自身的工具，承载着以人类为中心的象征性投影”(Malamud，2003：4)；“‘人’是一个只有在差异中才有意义的范畴：那些所谓规定人性的内在品质——思想、语言、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通过动物才可理解：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动物来确立其意义”(Fudge，2002：10)。动物就像一面镜子，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方能知道“我是谁”。我们之“是”依赖于它们之“非”而产生意义：我们文明，它们野蛮；我们高级，它们低级；我们依理性行事，它们靠本能生存；我们有语言、懂情感，它们无言无语、无情无义。“人之于动物就好比天对地、灵魂对肉体、文化对自然。”(Keith Thomas，转引自Baker，1993：79)为了映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万兽之尊”、“天之骄子”的高贵身份，动物的身份被降低、压抑、扭曲，成为那个没有灵魂的陌生他者。鲍德里亚的论断被多次引用：“动物是随着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才被降格到非人性的地位的。”(Bleakly，2000：30，Malamud，2003：4)贝克指出，西方文化中塑造的“幸运牛”(Lucky Cow)、“可爱猫咪”(Cute Cat)等刻板形象实际上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自然化”过程，是扭曲动物形象的政治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的身份、中心地位以及优越性的幻象”(Baker，1993：29)。也就是说，即使作为文化符号，动物也是人类为实现表意目的而进行掠夺的自然资源，它们自己的主体性被完全抹杀或者忽视。事实上，自达尔文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及人类经验表明，语言、思维、情感并非人类独有，很多动物也表现出惊人的相关能力。因此，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一个单方面确立的边界，是人类为了统治、压迫其他动物所虚构的一条鸿沟，并非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 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曾在作品中质疑、消解、跨越、打破这一边界。人与兽之间的转变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段，而人性与动物性的流动与交换也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动物批评者关注到这一现象，深入研究了文学/文化再现中“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和“兽形化”(theriomorphism)以及人兽变形(transformation)等动物修辞手法。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将动物描述成具有人的特征(anthropomorphism)，还是把人比喻成动物(theriomorphism)，或者二者之间发生变形，实际上都暗示着同样的人类经验，那就是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存在共性和流动性。这样一来，“何为人”便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后人类”(posthuman)、“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等新概念开始出现，生态视域下关于动物的研究与人文主义危机下关于人的研究在此交汇。可以说，动物研究中关于人的讨论有破有立，为自尼采以来饱受诟病的传统人文主义打开了历史性转变的突破口⑥。 在《诗性动物与动物灵魂》(Poetic Animals and Animal Souls，2003)一书中，兰迪·马拉穆德力图建立起文学中的动物美学。他指出，动物诗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动物在艺术中为何重要?动物的文化再现和真实的动物有何关联?艺术家与动物主体有何伦理关系和责任?关于动物的艺术如何成为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与动物互动关系的隐喻、试验场或微缩宇宙?他继而提出动物诗的5条生态美学原则：(1)鼓励读者欣赏动物，但不伤害它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2)在动物自己的场域下欣赏它们，不以人类的需求为标准；(3)进行动物教育，尽可能地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生活、情感、本性；(4)倡导对动物的尊重，并且不因为它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才尊重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自身；(5)认识动物，对它们的知识不追求全面但尽量丰富(Malamud，2003：44-45)。进一步概括以上思想，优秀的动物文学作品应具备这些特征，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尊重动物的主体性，倡导人对动物无条件的了解和关爱，营建人与动物平等、和谐的主体间际关系。 站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人类正面临这个星球上史无前例的生态挑战。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物种灭绝期：每天有100种物种灭绝，每年接近5万种(Des Jardins，2006：126，127)。而与以前的物种灭绝不同，这次灾难的罪魁祸首不是宇宙灾难，不是气候突变，而是人类活动。 圣雄甘地曾说：“从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管窥一个国家的伟大及其道德进步。”动物问题不仅仅是动物的生存状况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无论从生态危机的角度，还是从人文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文明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就是，人类必须要认真、谦卑地面对其他物种伙伴了。如何重新定位人在生态共同体中的地位、如何重新认识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如何合理地利用人类的智慧来缓解当下的生态危机，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动物研究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挑战人类的传统认知，对人性、动物性等概念提出新主张，可以说为人与动物的和解提供了一条出路。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动物研究为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动物意象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批评话语。人类的文学从来就离不开动物，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却总是停留在象征主义或隐喻符号的修辞意义上。正如唐克龙指出的，“文学研究在应对早已出现的‘动物叙事’这一文学现象时是严重滞后的”(唐克龙，2010：8)。借助动物研究的理论视角，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动物将向我们展示更为丰富、深刻的蕴含。我们会发现，动物不再是人类舞台上静态的客观背景、被凝视的对象、折射人类影像的镜子，不再是被动、无声、木讷的他者。他们从无数伟大作家的笔下行走起来，变成舞台上鲜活跃动的演员，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和权利，向我们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 客观地讲，如Gorma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言，动物研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定型的”研究领域。它广泛庞杂的研究主题、兴趣、方法和主张使得统一性、系统性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它正以突破一切障碍的能量快速成长，而且已经闪现出夺人眼目的魅力。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动物研究有可能成为生态批评之后又一个崭新的学术平台⑦，为我们提供与西方学者同步对话的机会。本文以管窥豹，意欲抛砖引玉，为国内同仁开启一扇通往这一平台的门窗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