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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城市中的“拾荒者” 鲍恩在《作家的奇特世界》(“The Writer’s Peculiar World”)这篇短文中区分了两类作家：“以一系列思想观念框架为基础的理智的小说家”和“依靠记忆和印象的审美直觉”创作的小说家。鲍恩自认为属于第二类，拥有“流动徘徊的视角”和“任意转向、四处游荡的能力”，(1987：61)这也是本雅明所论述的“城市漫步者”的视角。鲍恩将城市瞬息万变的景观幻象和作家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在其流动的、直觉的、变换的视角下，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现代城市景观的审美意义：“人群中突兀的面孔，街道远处的身形，楼房里注视的目光或阴影，邻桌上发生的小小插曲。”(1987：63)赋予鲍恩最大审美乐趣的“奇特世界”，无疑是战时杂乱无章却意义丰富的伦敦。鲍恩关于“理智”和“直觉”小说家的分类与其对小说形式的思考密切相关，她曾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小说的持续影响，包括对小说越来越大的、严格的和正统的需求：长篇小说提供的是理性行为和社会体验。短篇小说在我看来虑及人性疯狂的一面：顽固偏执的想法、无节制的英雄主义、不朽的渴望。”(1987：130)大致说来，建立在宏观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价值基础上的长篇小说更多的需要作家理性的剖析和完整的叙事结构，而注重心理表现和精神诉求的短篇小说则需要作家直觉的感观印象。“短篇小说与诗歌比较接近，因为它必须更集中，更具幻想性，不需要(像长篇小说那样)被事实、阐释和分析所束缚。”(1987：128)“长篇小说可以包括松弛的片断，就像中场间歇一样让读者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之间放松休息。短篇小说只围绕一个危机展开”，因而需要创造接连不断的“想象的电流”，不允许丝毫的放松、“削弱、减少或者混淆核心效果”。(1987：128)可见，对艺术上依赖于“直接而纯粹感觉”的作家来说，短篇小说是一种理想的形式。 鲍恩认为，短篇小说是最适合描写战争和战时城市经验的文学形式，因为遭空袭的伦敦生活本身就是幻象式的感观经验，是在“混战中拍摄”后又被“撕碎的快照”，“对于上空正在迅速发生的事情，你无法解释，你只能拥抱——甚至到了窒息的程度。”(1987：99)这是钢筋水泥砌成的迷宫般的城市，笼罩在轰炸的恐怖氛围中绝望的城市，人们为生存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已成徒劳的梦魇城市。鲍恩强调指出，战时“很多人都做了奇怪、深奥而又紧张的梦”，“无论我将来会忘记战争的哪些方面，我都希望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做的梦，或者别人讲给我的梦。我们从没有像那样做过梦；我想我们也不会再做那样的梦”。(1987：96)在炮火纷飞的城市里，无论是夜晚怪诞的梦境，还是白天奇异的幻想，都折射出人们或绝望厌世、或放手一搏、或悲观无助、或渴望新生的心理状态，就连“往日里极其现实的人也要在梦中寻求安慰”。(1987：96)尽管鲍恩在长篇小说《炎日》中同样再现了一个充斥着幻觉、印象、想象和梦境的伦敦，但她的短篇小说更能把强烈的心理波动迅捷而集中地表现出来；通过一个个流动的印象和感观碎片的拼接和重组，鲍恩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幻景般的伦敦景象。 无论是《炎日》中充斥着的谎言、背叛、危机，以及已经破除公私界限的女性社会经验，还是《神秘的柯尔》中呈现的幻想、想象和梦境中的伦敦，鲍恩所描写的都是帕森斯(Deborah Parsons)所说的“城市中游荡的拾荒者”，(188)他们在废墟中寻找被人忽略的碎片，体验遍地瓦砾的荒凉，回想顷刻间倒塌的家园，试图理解那些怪诞野蛮的行径，在幻影般的视觉冲击和沉重的历史现实感面前，创造性地拼贴、构建和实践着战争的“崇高”美学。当然，鲍恩绝没有为战争高唱赞歌，而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从普通人在战时伦敦的所见所闻出发，绘制空袭后的城市荒漠，剖析危机时刻暴露的城市的社会关系。更何况，战争的崇高不在于战时的流血和牺牲，而在于它对文明的毁坏和毁坏之后留下的废墟。战时，历史、知识和时间都是不完整的，每个人都坚守着奉献生命的精神，但每个人都专注于生存的瞬间。战后，时间在征服者那里终结，知识在对现象的研究中完成，而历史的现实则以废墟的形式呈现。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它所呈现的不是永久生命的进程，而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然而，废墟也蕴含着一种表象的美、一种颓废的美、一种救赎的美，它的真正动力是使身体在废墟中毁灭，使灵魂在废墟中腾升，达到精神的救赎，最终达到美的永恒。正如鲍恩所说：“战时，作为普通人和作家，我打开了生命的每一个毛孔，过着多种生活，被无以计数的其他人的生活包围着，他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写的东西都不是我的‘创造’。在战争中，每个人超负荷的潜意识似乎都充溢而出，融合在一起了。”(1987：95)作为“城市拾荒者”的女性作家，在充溢着潜意识的伦敦废墟中拾拣隐蔽的欲望、深埋的历史、迷惘的情结和遗弃的幻想，游走在现实与梦境的边缘，而所拾到的一切都无不投射到她们笔下那个飘忽不定、变幻莫测的幻影世界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