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10月16日，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公寓被彻底炸毁，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公寓。三个月后，鲍恩写信给伍尔夫说：“你的公寓被炸，所有东西都没了吧?我这一辈子都在说，‘不管发生什么，总会有桌椅吧’——这真是个错误。”(1987：216-17)如果说一个人的过去在自己住过的房子里留下了印记，那么桌椅等物品的丧失就意味着对记忆的无情剥夺和损毁；丧失了这些承载着个人历史的物品就等于丧失了同过去的关联，也就自然产生了失去根基的漂泊和错位感。小说中，战争爆发时史黛拉放弃自己的房子，把家具存放起来，搬进了韦茅斯街的公寓，“其他人无可厚非的装修风格刺激了她”，如果不知道这是租的房子，那么其装饰就成了对史黛拉“完美而又错误的表达”。哈里森第一次来到公寓时赞赏史黛拉的品位，结果被尴尬地告知，“公寓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的。”(27)当晚，史黛拉的儿子罗德里克从部队回来，好奇地观看了一番之后，发现“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家；但它的确像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故事”。(48)公寓里没有一件东西是他和母亲曾经亲密共享过的。“在这个公寓里，房间没有名字；而且只有两个房间，你不住的那个就叫做‘另一间’。”(54)无名的房间暗示了无自我、无身份的匿名性，使人产生强烈的陌生感和异化感。“沙发背靠着墙，放在地毯上，没有它归属的环境；这完全可能是空袭过后被抛在人行道上或是被洪水冲上荒芜海岸的被人丢弃的家具。”(57)熟悉而私密的家庭空间在战争的威胁下甚至沾染了荒野的味道。“史黛拉和罗德里克非常亲密，以至于无法不彼此传达本能的迷失感。”母子的亲密关系强化了彼此在同一屋檐下的迷失和失落，作家用这样一个有悖常理的矛盾形象巧妙地浓缩了整个异化的世界。 “场域”和“氛围”不仅是鲍恩看待战争的视角，也是她用文本再现战争的方式。或许可以说，鲍恩对战时伦敦人的感知、印象和经验的关注决定了她流动的、碎片式的、印象式的写作风格。有人认为感观的印象表达不足以客观全面地涵盖战争的整个“场域”，但鲍恩呈现的并不是地理空间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地域，而是战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意识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当突如其来的轰炸撕碎了现实的伪装，当无数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凋零，当恐惧无助的漂泊感侵袭了整座城市，她凭借作家的敏感捕获到了自己和城市的每一次惊颤和悸动。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丧失了稳定性的时间断片，到打破私有和公共领域界限的模糊的城市空间体验，从自我与他者的意识融合、身份互换，到民族历史与个人生活的相互渗透，从坚固物体转瞬间的烟消云散，到废墟上的记忆重现，鲍恩再现了二战中作为战争场域的伦敦。她展现的不是自上而下可供鸟瞰的宏观全景，而是破碎的万花筒折射出来的经验碎片。如果说任何描写二战题材的作家都自然而然地对那个特殊时期怀有严肃、切实的历史感，那么鲍恩非但没有抛弃这种历史感，反倒将其更加紧密地编织到小说中，在这个意义上，鲍恩小说中建构的伦敦就是坐落在历史现实与虚构幻象之间的一座多孔的城市，战时的城市经验就埋藏在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记忆与欲望、现实与想象的缝隙里，夹杂在饱含丰富情感的意识片段或阴郁恐怖的超现实幻象之中，等待着细心的读者去发现和采撷，从而继续延展其文本的多孔性。 废墟中的永恒之城 对于凭借“直觉”创作的鲍恩来说，城市并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充满了丰富多变的形象、源源不断的刺激和震动个体心理的地方。作家将城市赋予自己的惊颤储存起来，并在记忆和想象的双重作用下构成自己的精神世界。鲍恩在自传体短文《来到伦敦》(“Coming to London”)中回忆了儿时储存的关于伦敦的第一印象：“城市就像一个人，它的魔力在于它的不可知性，因此必须要诉诸想象。”(1987：86)城市以其神秘未知的面孔深深地吸引着作家，而作家反过来又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建构一个想象的城市。勒曼(John Lehmann)认为战时的伦敦是由白昼之城和夜晚之城组成的、“在轰炸中获得了新的象征意义的城市”，(235)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就是鲍恩在小说中塑造的城市。《炎日》中的史黛拉和路易游走在空袭后的伦敦街道、公园、饭店，寻找和创建自我救赎的“小世界”。长篇小说的形式允许作家详细地分析和阐释战争造成的伦敦人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女性在战时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家在再现碎片化的城市景观和个体印象的同时也揭示了战时社会的政治结构和宣传机制，剖析了民族历史与个体生活的相互渗透。正如鲍恩本人所说：“如果我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家，我很可能会失去平衡。”(1987：130)在一定意义上，《炎日》蕴含着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展示和理性分析，正因如此，鲍恩才能在《魔鬼情人》的短篇故事中愈加依赖她的“幻想能力”。(1987：130)而创作短篇故事又无需拘泥于长篇小说的形式，可以“无情地删减”，任凭“经验的火花”自由迸发，让“普遍的无意识渗透于故事之中”。(1987：95) 故事《神秘的柯尔》(“Mysterious  ”)通过一个女孩的幻想呈现了一个神秘的、空无的、永恒的城市。战争的破坏不仅造成了物质紧张，资源匮乏，也使人们在情感上备受折磨，因而幻想成为人们无意识的、本能的救赎手段。丧失家园的人们竭尽全力从废墟中重拾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破碎的装饰品、奇形怪状的鞋、房间里的破旧窗帘。鲍恩深刻地意识到“此时每个人所痴迷的是个体的命运”，他们“热烈地依附于每一个物品、形象、地点、感情或者记忆的碎片，似乎它们决定着人的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保命”。(1987：97)最平常、最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末日般的废墟上承载着昔日辉煌的记忆和未来的重建梦想。人们就像波德莱尔诗中醉酒的拾垃圾者，在污秽卑微的城市迷宫中，凭借着“要把坏人打倒、把受害者救出”的英雄气概，为了“心中的宏伟意图”，实现“自己的美德的辉煌伟大”。(波德莱尔：264)在鲍恩的作品中，伦敦既是真实的文化地理环境，也是想象和记忆作用下的虚构城市，把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幻象、客观和主观联系起来，是城市漫步者行走和观察的视角，也是他们的使命。“在可被破坏的世界里寻找不可破坏的地理标志使很多人走上了陌生的道路。而一旦找到了，他们就会依附于这些永恒的标志，产生大世界包含小世界的幻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拯救的幻想。”(1987：97)走在“陌生的道路”上，人们在幻想和记忆中透视末日的救赎。在《神秘的柯尔》中，伦敦是一座超现实的梦的魇之城，是诗人安德鲁·朗(Andrew Lang)描写的神秘的“鬼城”，它“不在沼泽和沙漠另一边的荒原，/也不在弥漫着瘴气的森林和礁湖，/神秘的柯尔，你的残垣断壁依然矗立，/你孤独的高塔在一轮孤独的明月下闪烁”。(2006：729) “柯尔和特洛伊、亚历山大、克诺索斯一样，都是神话传说中遭到毁灭的伟大城市。”(Parsons：204)神话中的死亡之城强烈地吸引着鲍恩，使她在钢筋水泥铸造的看似永恒的现代城市背后看到了历史的废墟和命运的无常。事实上，鲍恩的地理空间感始终受到幻想和想象的影响，她十二岁的时候就读过哈葛德的小说《她》，从那时起，空旷荒芜的柯尔鬼城就深深地刻写在她的脑海里。对鲍恩来说，伟大的城市就是“皓月映照下荒无人烟的被遗弃的城市”。(Parsons：204)面对被德国轰炸机夷为平地、满目疮痍的伦敦城，她自然联想起多年前读过的“柯尔”，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联合中，在神话和现实的联合中，战时伦敦成了一个未被发掘的永恒的城市。 伦敦是“月亮的都城——它遍地浅滩、坑洼不平、空虚荒凉”。(Bowen，2006：728)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零星几个游荡的人，“街道上的人似乎被白色的硫酸溶解了”，大街上闲逛的珀皮塔和男友亚瑟“除了彼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目的性”。(729)伦敦让珀皮塔想起了“神秘的柯尔”：“一座完全被遗忘的城市，高似悬崖，灰似白骨，没有历史。”亚瑟认为几千年无人居住的柯尔一定早已是一片废墟了，但珀皮塔反驳道：“不，柯尔不会塌倒。柯尔与众不同；它非常牢固；不给野草留有任何缝隙；基石和纪念碑似乎是昨天才刻好的，台阶和拱廊都能自行支撑起来。”(729)柯尔位于想象的空间中，只有梦幻中的珀皮塔才能抵达，而惯于理性分析的亚瑟是无法理解的。伦敦和柯尔一样也面临着死亡和绝迹的危险，但在珀皮塔的幻想中它却投射出永生的景象。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夜的梦境储存了白昼的恐惧和欲望，因此珀皮塔梦幻中的柯尔也必然融入了现实中的伦敦。换言之，伦敦成了梦与醒、昼与夜、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第三空间”，是现实中的城市景观与想象和记忆中的虚幻城市相结合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