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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说“中世纪依然是，而且将一直是他［乔伊斯］的神召和天命”(Umberto Eco,1989:79)，这里的中世纪更应该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艾柯在《混沌美学：詹姆斯·乔伊斯的中世纪》中简单罗列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一些中世纪美学特征，比如中世纪迂回曲折的风格为《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迷宫结构提供了模型；中世纪对文字本身奥秘的极大兴趣影响了《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字谜式词语；中世纪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文及相应概念相结合的做法影响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近50种语言的大杂烩；中世纪对永恒真理的坚信使得乔伊斯同样试图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放入超越时间的永恒真理，而不是对历史瞬间的如实记录(Umberto Eco,1989:77～81)。不过，就《凯尔斯书》本身来说，笔者认为对《芬尼根的守灵夜》影响最大的，是《凯尔斯书》中丰富且内涵充盈的线条和图案，这些线条和图案既有严肃的神学意象，也有不无幽默色彩的世俗图案，这些丰富的意象和图案纠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充实饱满的世界。正是《凯尔斯书》的这个美学世界向乔伊斯提供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塑造的整个人类世界的模型。与《凯尔斯书》一样，《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这个驳杂丰富的世界所具有的美感和生命力，来自存有本身的丰富和崇高。 作为手抄本“四福音书”，《凯尔斯书》的绘图有着高度的装饰性，并有着凯尔特文化特有的螺旋和结饰风格。《凯尔斯书》的图案丰富繁杂，富于变化，但是基本的图案都可以在更早的凯尔特手抄本中找到原型，比如对《杜哈姆书》(Book of Durham)中的鳃状图案的借鉴等。不过，《凯尔斯书》被认为是凯尔特装饰艺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最好的范例，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个富有生气、不断发展的传统所必需的”(Aidan Meehan,1992:58)。 《凯尔斯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首先来自其图案和色彩的丰富。与中国国画的“留白”画法截然相反，《凯尔斯书》的图案不惧烦琐，一直装饰到每个细节，即便不起眼的细节中也可能包含着另一幅同样层次丰富的图案。拿其中唯一一张圣母图来说，整个构图是一个长方形的画框，画框本身就被凯尔特艺术特有的动物螺旋图案填满，仔细辨认的话可以至少看出狮子和蛇两种动物，色彩也有红色、绿色、蓝色、黄色等众多变化。即便如此，绘图者仍没有满足于画框本身，而是又在画框右下方放入一幅小画，由6个凯尔特男性的头部组成，身份不详，估计为普通男性。这样，这幅小图就如在整幅宗教画上另外打开的一幅窗户、“画中画”，将观众的视野从圣界引向圣界后面的芸芸众生。 画框内的主画也分为两层，内层是圣母怀抱圣子坐在宝座上，宝座靠背的顶部同样装饰着凯尔特艺术独特的鸟形螺旋。圣母的光环也由两层装饰性的图案和颜色填满。外层是4位天使，造型和颜色各不相同，分据主图的四角。顶端中部是天界。与多数圣经图案不同，天界因其神圣性，一般手抄本都不敢在其上画图，而《凯尔斯书》的绘图者却同样不放过这个半圆形的内部，在其中放入了凯尔特风格的狮子螺旋。同样，绘图者也未让主图左右两侧的中部留空，在这里又放入两个半圆，半圆内部是人形螺旋。主图下部中间宝座的内部也填满了各种装饰图案。这种构图方式与中国国画追求的主题纯净完全相反，追求的是寓多于一，在一幅画中纳入层次丰富的大千世界。 书中丰富的动物和人物图案同样显示出《凯尔斯书》纳大千世界于一身的特点。书中不仅有具有宗教象征意象的动物，如象征基督的狮子、蛇、鲑鱼、凤凰、鸽子，象征四福音书作者的天使、狮子、牛和鹰等，还有猫和老鼠、猎狗和兔子、飞蛾、蜥蜴、羊以及公鸡、母鸡等。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动物的出现只是因为它们在修道院中比较常见，容易被绘图的修士拿来作原型(Bernard Meehan,1994:74)。不管原意如何，这些非宗教性图案的出现为《凯尔斯书》提供了一个圣俗共存的大千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