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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选择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来与自己的作品相呼应。那么，在创作《芬尼根的守灵夜》时，乔伊斯为什么选择《凯尔斯书》作为这一新作的历史隐喻？当然，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凯尔斯书》到20世纪已经被推崇为爱尔兰文化的精髓和象征。不再居住在爱尔兰，所有作品却从来没有离开过爱尔兰的乔伊斯必然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寻找思想的源泉。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即乔伊斯想暗示自己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有着与《凯尔斯书》同样神圣的地位，同样是人类命运的隐喻。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凯尔斯书》，就可以看到《凯尔斯书》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止于此。首先，乔伊斯将《凯尔斯书》戏拟为一封由母鸡刨出的信。虽然《凯尔斯书》中有很多具有隐喻性的动物，但母鸡只出现在《凯尔斯书》的第67页，该页的第一行文字下画着一只公鸡和两只母鸡。该页的文字内容是《马太福音》第13章，是耶稣所做的撒种的比喻，在该章的末尾，耶稣的门徒将他的比喻解释为：“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凯尔斯书》的作者们将公鸡和母鸡画在这里是否有什么深意，目前尚无定论(Bernard Meehan,1994:66)。③但是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的时候，常常几个小时地琢磨《凯尔斯书》的复印本，希望从中得到灵感(Richard Ellmann,1959:559)。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虽然乔伊斯没有将所得的灵感用于《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却显然受到了《凯尔斯书》的启发。由此推想，当乔伊斯反复翻阅《凯尔斯书》的时候，不是没有可能从这一页的母鸡和文字中想到了母鸡和信这一母题，于是把《凯尔斯书》隐喻为人子埋藏在地下的种子，将女主人公比喻为母鸡。只有寻找粮食的母鸡才会从地下找寻并刨挖出粮食，只有寻找精神粮食的人才会在人世的纷扰中辨识出真理。圣言隐蔽在地下和杂草之中，必须仔细搜寻，这同样也是对《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构建方式和解读方式的暗示——读者必须在看似啰唆的字里行间寻找隐藏的深意。最明显的如HCE这3个字母的缩写从头至尾隐藏在书中，读者必须仔细阅读，然后由此寻找出看似零散的片段与主人公之间的联系。 其次，从《凯尔斯书》的“四福音书”的内容看。很多研究者都将男主人公HCE在凤凰公园犯下的罪解释为人类的原罪，HCE是亚当的化身。不过，如果对照《凯尔斯书》，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HCE与基督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HCE有众多形象，其中一个贯穿全书的主要形象就是鲑鱼，而鲑鱼在《凯尔斯书》中同样不时被画在词句之间，是基督的主要象征之一。《凯尔斯书》的文字内容是“四福音书”，描写基督的事迹、他的受难和复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芬尼根的守灵夜》中HCE既然与基督相呼应，他的罪就应该不仅对应着人类的原罪，而且同样对应着法利赛人加给基督的罪名。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没有描写HCE所犯的罪，而只描写了市民们对HCE“罪行”的审判和谣传，并且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事实上，在基督的受难中，重要的不是基督犯了什么罪，而是他必须被认为“有罪”，被钉上十字架，才能为世人赎罪。《芬尼根的守灵夜》在关于HCE的谣传中同样描写了HCE的被处决、掩埋、尸体失踪以及传说中的复活，无疑显示出《芬尼根的守灵夜》在一个层面上正是“四福音书”的现代版。 由此可以推出，HCE虽然集合着人类历史上众多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肉体的、精神的“领导者”和父亲形象，④基督这个身份及其包含的人类历史和命运，却属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一个核心主题。虽然乔伊斯在上大学之后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甚至拒绝为垂死的母亲跪下祈祷，拒绝与妻子娜拉上教堂举行婚礼，拒绝让子女受洗，但是乔伊斯拒绝的与其说是基督教的思想，不如说是拒绝由教会所维护的那套基督教的仪式。按照他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说法，乔伊斯对基督教的反感始于对一些神父的反感，其次是认为基督教的那些修行是对自由精神的束缚。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对《圣经》的批评，也找不到对原罪、救赎这些基督教基本思想的批评。《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卢姆被公认有着乔伊斯自己的印记。当布卢姆与爱尔兰民族沙文主义者“市民”发生争论的时候，布卢姆的思想基础正是《圣经》中的博爱思想。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布卢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对背叛自己的妻子的爱，对勾引自己的瘸腿姑娘的怜悯，对死去的帕格纳姆一家及难产的帕福伊夫人的同情，都建立在这一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之上。因此，可以说，成年之后的乔伊斯虽然抛弃了信徒的身份，却并没有抛弃基督教的根本思想。甚至可以说，基督教的思想始终是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脱离教会的时候要抛弃的，只是后人在《圣经》之上添加的那些繁枝琐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能由此进一步推出乔伊斯将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重建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更不能认为他将自己的作品比拟为《凯尔斯书》，就代表着他将回到中世纪，重建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和教会思想。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对意大利无神论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极为推崇，将布鲁诺的辨证说作为《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世界观的主要依据，这明确表明了他对基督教世界观的怀疑态度，同样也说明了他世界观的现代性。因此，对《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凯尔斯书》的解读不能仅仅从字面含义出发，将其固定在“四福音书”这一内容之上，把《凯尔斯书》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重新发现理解为乔伊斯对“四福音书”内容的重新肯定；相反，更应该把《凯尔斯书》理解为整个中世纪美学的象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