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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争论与转变 艾伦指出，莎士比亚和众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开始质疑占星学是否是值得信赖的科学。(40)那么要解释为何大部分人认为人的命运依赖于星辰，我们就必须了解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的知识氛围。尽管占星学现在被视为迷信，但在早期现代的英格兰却是一种“教授人宇宙知识、受人尊重的学问”。(41)特别是年历的流行表明了占星知识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大众心里根深蒂固。(42)其实当时很多上层贵族都相信占星学，如莱赛斯特伯爵雇佣了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rster)作为其占星师并委托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给他算命，甚至还给了艾伦主教职位，他还介绍了当时著名的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 Dee)为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礼选择黄道吉日(迪伊和当时众多掌权的贵族都有深交，还曾在1577年给伊丽莎白女王提供有关彗星的建言)。叶慈就认为在分析《暴风雨》时不能把普洛士帕罗和迪伊割裂开来，他是伊丽莎白一世所信任的占星家，能够“读懂星辰”。(43)当时的埃塞克斯伯爵还因拥有一份记述占星学、地理学的15世纪书稿而闻名。伊丽莎白后来的宫内大臣克里斯多夫·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还接受了一本题献给他的占星学教科书，即约翰·曼普雷特(John Maplet)的《命运的轮盘》(The Diall of Destiny,1581)。一些家庭从小孩一出生就开始为其算命，某些医生也采用占星学来治疗疾病，甚至很多精英贵族和政治家依然在学习着占星学知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44) 但是，关于占星学是否有效的争论在早期的现代英格兰就持续不断。《李尔王》中爱德蒙和父亲的相反立场便是明证，代表着观众的不同态度。莎士比亚在创造持相反立场的角色的同时，对占星学的超自然主义和自我决定论展开了探索。实际上，其后期的赞助人詹姆士一世的作品《灵鬼论》(Daemonologie,1597)中就流露出对决疑占星学的厌恶。(45)而且，占星学被认为削弱了英格兰的社会秩序并导致了市民的混乱而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占星学由于其无根据的论断而逐渐被抛弃，一些批评家认为占星学代表了潜在而危险的颠覆性真理。(46)特别是决疑占星学作为一种宿命论观点，很容易与神性和神的无所不能观念相冲突，并与基督教会的自由意志相冲突(他们坚持原罪和救赎)。因此教会通常会规避这种比较，但这些真理却被莎士比亚的同胞所谨记，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力量掌握命运。因此《结局好万事好》中海伦娜说：“司命的上苍让我们自由行动，当我们滞重时，才让我们的计划往后推迟。”(27页)所以教会和国家都谴责占星学为渎神或叛国，认为其会破坏英格兰法律和政治结构。(47)这种威胁极为现实，比如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归结于星辰的影响。(48)从这点出发，人们反对占星学即因为它会鼓励暴力犯罪，而且那些骗人的占星家通过预言以获取声望和权力，这将导致对公众的误导从而破换社会秩序。 占星学在17世纪末期就迅速走向了没落。托马斯指出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很多占星家所宣称已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二是占星家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似乎没什么说服力。(49)关于占星学的理论被哥白尼和之后的牛顿彻底粉碎，不变的宇宙观念被突现的天文现象所摧毁(如1572年和1604年出现的新星)——如果天体都是可变的，那么它的影响显然是不可预测的。而伽利略对木星的四个行星的发现则使得人们明白了宇宙中有众多看不见的星星，而它们的影响则是无法解释的。莎士比亚出生于哥白尼逝世21年之后，似乎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关于哥白尼理论的痕迹，其剧中天体的记述好像都是基于地心说。而和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伽利略直到45岁才发明了望远镜并观测到木星，其理论同样也没有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们不必惊讶于这样明显的疏忽，因为哥白尼的理论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后才被大众所完全接受。(50)哥白尼的观点实际上到了1630年代才在英国流行文学中开始讨论，正如尼克森指出的：“哥白尼的理论直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发明后才产生影响。”(51)利维做出了敏锐的评论：“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候，哥白尼观点的实际影响难以察觉……直到其早期写作生涯结束数年后，他的戏剧才开始反映广泛的不同视角。”(52)而格思里则指出，接受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1548-1600)在1583-1586年间访问了英格兰并发表演讲，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成员有过相当的接触，由此莎士比亚可能接触到了这些新知识。(53) 威尔森认为莎士比亚“不仅仅表达出对占星学的理解，同时似乎也找到机会……来把自己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获取这方面知识上”，他认为，“莎士比亚自己是金牛座的，而在爱德蒙和埃德加的对话场景中，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成为了占星家并在某种状态下发展着角色和情节。”(54)但这种观点并无牢靠的基础。克拉克在其两本著作中探讨了莎士比亚对待占星学的态度问题，在第一本书中他写道：“总之，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莎士比亚采纳并接受了占星学的理论，但是作为一位积极进取富于实践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知道个体的力量和自我尊重将会产生自己的解决之道，在他的时代具有变革意义的声音应该发出，而这正是宇宙的真相。”(55)而在两年之后的另一本书中，克拉克更进一步指出：“那些依靠剧场并决定剧作家命运的人(指观众)不会对太枯燥、哲学化的语言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仙女、鬼魂和巫术这些普遍了解的知识，而莎士比亚则持续不断地对观众要求做出妥协，将所有流行的观念都打包在戏剧的超自然因素中。或许这正是爱德蒙和伊阿哥这样的反面人物所声称的更合理、更明智、更科学的理由出现的原因。”(56)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莎士比亚分享了同时代的科学观点，但他接受的是自然占星学的观念，拒绝了声称通过行星运行轨道预测未来的决疑占星学观点。另一方面，他表达出观念上的远见和对新科学的浓厚兴趣。(57)因为他对于天体星辰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不能忽视十四行诗中的第十四首： 我的判断并不是来自星象中， 不过我想我自有占星的学说， 可是我不用它来卜命运的吉凶， 卜疫疠、灾荒或者季候的性格； 我也不会给一刻刻时光掐算， 因为我没有从天上得到过启示， 指不出帝王将相的时运趋势： 但是我从你眼睛里引出知识， 从这不变的恒星中学到这学问， 说是美与真能够共同繁滋， 只要你能够转入永久的仓廪； 如若不然，我能够这样预言你： 你的末日，就是真与美的死期。 (228页)借用贝特(Jonathan Bate)在《时代的灵魂》中的章节标题，莎士比亚戏剧中所出现的宇宙观正表明了他是旧世界中的“新星和新人”(New Star,New Ma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