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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三枚戒指”到“三个匣子”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意大利作家、诗人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在其名著《十日谈》(Decameron)里，写到第一天的故事之三，是关于一个机智的犹太富商，通过向巴比伦的苏丹萨拉丁讲述“三枚戒指”，使自己脱险的故事： 小人物萨拉丁凭一身勇武，成为巴比伦的苏丹，之后，又不断打败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王国。却因连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便向一个放高利贷且嗜钱如命的犹太富商麦启士德求助。钱非要不可，但萨拉丁又不愿强迫。他设计好一个圈套，把麦启士德请来，待若上宾，请他坐在自己身边，问他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哪个才是正宗？聪明的麦启士德识破了这个圈套，他深知对此三教不能随便选一弃二。他礼貌而得体地回答，陛下此问意义甚大，但在回答之前，须先讲个小故事。 麦启士德所讲的故事是：曾有一位犹太富商，家藏无数珍珠宝石，但他只钟爱一枚最瑰丽、珍贵的戒指，希望它能成为留给后代子孙的传家宝。因担心戒指会落入他人之手，他立下遗嘱，写明：得此戒指者，既是他的继承人，同时也将被其他子女尊为一家之长。如此代代相传，终于有一天，戒指传到了某位家长手里，他的三个儿子人人贤德、个个孝顺。三个儿子知道凭戒指才能成为一家之长，都对年老的父亲体贴备至。父亲对三个儿子也都十分疼爱，实难厚此薄彼，便请技艺高超的工匠，又仿造了两枚戒指。父亲临终，三枚戒指分赠三子。父亲死后，三子均以手里的戒指为凭，要以家长的名分继承家产。但三枚戒指，真假难辨，到底谁该成为一家之主，悬案至今。最后，麦启士德引申说，上帝所赐之三教，与三枚戒指情形无二。因此，对于哪种教才是正宗，恰如三枚戒指之真假，无从判断。 见圈套失灵，无奈的萨拉丁只得向麦启士德实情相告，还说假如他不能如此圆满回答，已想好将如何处置他。麦启士德慷慨解囊。后来，萨拉丁不仅如数将借款还清，还厚礼相送，以友相待。 英国中世纪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1330-1408)所写33000行的长诗名作《情人的忏悔》(The Lover’s Confession)，也叫《七宗罪的故事》(Tales of The Seven Deadly Sins)，是14世纪后期英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约从1386年开始写作，1390年竣笔。他的头两部作品，分别以盎格鲁诺曼语和拉丁语写成，而这部诗作的语言，已与同时代英国著名诗人杰弗瑞·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一样，使用的是标准的伦敦方言，诗歌形式则采用八音节偶句体。因此，到了15世纪，高尔总是跟乔叟一起，同被认为是英国诗歌的奠基者。 《情人的忏悔》写到国王安提奥克斯(Antiochus)与自己美丽的女儿乱伦，为阻止女儿结婚，他要求每个求婚者必须破解一个谜语，解错者必死无疑。年轻的泰尔亲王阿波洛尼厄斯(Appolinus)置警告于不顾，执意解谜。当他读完谜语，发现谜语中竟隐藏着国王的罪恶，而国王也从他说的话里，意识到罪恶已经败露。 安提奥克斯国王“设谜选婿”与波西亚“抽匣择偶”之间，在素材的灵感上也许不无关联。事实上，莎士比亚曾更直接地把这个“素材”，写进了他后来与人合写的那部传奇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的第一幕，其中，国王的名字没有变，仍叫安提奥克斯(Antiochus)；泰尔亲王则由阿波洛尼厄斯变成了配力克里斯(Pericles)。至于那个谜语，到了莎士比亚笔下，变为：“我不是毒蛇，却要/靠母血母肉来喂养。/为女寻佳偶，发觉/父爱恩情胜于夫婿。/温情丈夫亦父亦子，/亲生女儿为母为妻：/两身合一终为二体，/要想活命揭开谜底。” 素材上与“三个匣子”最直接的对应，最有可能源自一部佚名的拉丁文短篇小说集《罗马人传奇》(Gesta Romanorum，亦称《罗马人的奇闻异事集》)。直到今天，这部编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描绘中世纪罗马时代风俗、传奇的作品，仍能引起人们的双重兴趣。首先，它曾是当时欧洲最流行的著作之一，其次，它成为后世许多作家作品直接或间接的素材来源，除了莎士比亚，还有上述的乔叟、约翰·高尔、薄伽丘，以及英国诗人、牧师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1368-1426)等。1577年，此书的英文节译本《罗马人的事迹》(Deeds of the Romans)在伦敦出版，1595年，修订本再版。书中包括一则描写通过对金、银、铅三个器皿(vessels)的选择，测试婚姻价值的故事。其测试的对象虽是女人，而非男人，但有理由认为，此时可能正处于《威尼斯商人》构思或已动笔开始写作的莎士比亚，驾轻就熟地顺手将“器皿的选择”，置换成金、银、铅三个“匣子的选择”，并艺术地安排波西亚把“匣子”(casket)的选择权，交给所有向她求婚的男子，最终得到巴萨尼奥这位如意郎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