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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名之意义 盖斯凯尔本着为夏洛蒂辩护的目的而刻画出的夏洛蒂是否有所偏颇？盖斯凯尔版本的传记之后又有多部相当有分量的夏洛蒂传记问世，其中包括1967年温妮弗雷德·戈瑞(Winifred Gérin)的《夏洛蒂·勃朗特：天才的演进》(Charlotte Brontё:The Evolution of Genius)、1994年林朵·戈登(Lyndall Gordon)的《夏洛蒂·勃朗特：激情生活》(Charlotte Brontё:A Passionate Life)等，影响不小。后世的传记中，一个更为多面的夏洛蒂渐渐浮出水面。有评论者精辟总结道，勃朗特姐妹对虔诚之人而言是体面虔诚的传统女性，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又是悲剧的女主人公，现实主义者认为她们是自力更生但机会有限的老处女，女权主义者则把她们看作是与父权社会抗争、争取自由的先锋女性。(41)不过，上述传记在解析夏洛蒂这一人物时虽各有偏重，却是一致对夏洛蒂的责任感深表认同。盖斯凯尔笔下这位极具责任感的夏洛蒂更是深得同时代人的认可。盖斯凯尔撰写这部传记的初衷是为了夏洛蒂的声名而辩，但盖斯凯尔同为女作家，对当时女作家的处境感同身受，申辩的过程亦在探索当时女作家的安身之道。盖斯凯尔的这一创作关怀是后世传记中所缺失的。盖斯凯尔为了让夏洛蒂被了解与珍视，呈现了基本上只有一个维度的夏洛蒂。但是，这一维度(夏洛蒂的责任感)却是当时女作家得以僭越社会限制的利器。 盖斯凯尔的创作关怀无疑也决定了她展现夏洛蒂的视角是受限的，但是透过这一视角却能够看到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力争挣脱时代拘限的艰辛过程。盖斯凯尔为夏洛蒂作为作家的维度所做的辩护，有着深远的意义。她间接参与到了女作家拓展写作领域的进程中。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过程中所受的限制，借助伍尔夫的视角则可窥见一斑。伍尔夫曾不无愤怒地抱怨过，她身处的时代的女性在踏入写作领域时，要先拔除一个“幻象”，即“家庭天使”的幻象，她温顺、纯洁，不可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很多禁忌的限制；“家庭天使”的“幻象”束缚着女作家的表达，让她们只做规矩顺从的女人，强迫她们展现出符合女性规范的形象，所以女作家须先将其“扼杀”，才能真正写作。(42)伍尔夫所处的20世纪初尚且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更是深受这一“幻象”的羁绊。当时社会默认的规则是，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应以“家庭天使”为典范模板。19世纪40年代，许多女作家都认同她们的“本业”(proper sphere)是通过她们所写的小说来“展示”女性的“本业”。(43)但是，夏洛蒂赋予仅是卑微家庭女教师的简·爱自由表达情感的权利，置女子“本业”于不顾，她显然不是“一般”的女作家。当年，瑞格比对《简·爱》恶语相向，百般攻击。此文虽然不代表公众的普遍看法，却代表着“最恶劣”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是脱离了“本业”的女作家必须抗争的偏见。(44)女作家身处如此艰难的处境，这也促使盖斯凯尔采取婉转的方式为夏洛蒂辩护，让夏洛蒂披戴上“责任感”的外衣。在此意义上，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正名，在辩护中深化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的创作理念，无异于是在为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争取更多的艺术自由领地。 女性写作领域的拓展得益于女作家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伍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谈论“妇女与小说”议题时坦言，因为有了女前辈们的努力，她在写作时才可“顺利前行”、“亦步亦趋”。(45)从女作家的族谱来看，身为女性的夏洛蒂之所以能成为职业女作家，不无受益于从18世纪起中产阶级职业女作家所开辟的女作家职业之路。相应地，夏洛蒂所开辟的写作领域的新领地，又使得后来的女作家受益匪浅。维多利亚时代另一著名女作家兼批评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在1855年时即指出，《简·爱》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此前小说中绅士对淑女的敬重在这部小说的求爱情节中完全没了踪影，淑女开始要求绅士平等相待，而非屈尊俯就的周全礼待，从某种新角度看这实是“女性权利”的宣言，这部小说引来许多追随者。(46)盖斯凯尔本人就是这一传统热忱的追随者。《简·爱》所开创的先河，在盖斯凯尔的《北方与南方》的求爱情节中也有所体现，这不愧是“《简·爱》扔下的石子”，“在水中荡起的涟漪”。(47)由此可见，一代代的努力促成了女作家之路的不断拓宽、纵深绵延。盖斯凯尔，实如奈斯特(Pauline Nestor)所言，“很乐意用自己的(作家)身份来帮助其他的女作家。”(48)她通过写传记为夏洛蒂正名，亦是在为后世的女作家披荆斩棘，开拓自由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