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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盖斯凯尔笔下的夏洛蒂是位对家庭极为尽责的女性。不过，这似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普遍特征，并不能尽显夏洛蒂的独特。玛格丽特·雷恩(Margaret Lane)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勃朗特故事》(The Brontё Story)，对盖斯凯尔的《夏洛蒂·勃朗特传》有所回应，其中虽列举盖斯凯尔在细节之处的误笔，但盖斯凯尔对夏洛蒂的责任感强调有加，雷恩却极为认同。雷恩亦认为，夏洛蒂从少女时代就怀有超乎寻常的责任感，这既是她生活中的重负，也是其力量之源泉。(20)透过盖斯凯尔的传记视角，我们看到夏洛蒂的非凡在于：她化解了承担家庭责任过程中潜在的不利因素，推进了自己的写作职业，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夏洛蒂还把责任感延展到写作领域，借此规避当时社会对女性写作的题材等设置的诸多限制。不过，后一要点与其说是夏洛蒂本人所为，其实更是盖斯凯尔在为夏洛蒂辩护的过程中提炼出的女作家责任观。 和许多维多利亚人一样，盖斯凯尔私下里对夏洛蒂的小说也是有看法的。(21)盖斯凯尔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毫不掩饰她对夏洛蒂小说的异见。她认为《简·爱》是本“非同寻常的书”，“不确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它”。(22)她不喜欢《雪莉》(Shirley)的情节，(23)也不喜欢露西·斯诺(Lucy Snowe)。(24)盖斯凯尔甚至认为夏洛蒂把她的“粗俗”(Naughtiness)都写进了小说。(25)“Naughtiness”在当时用语不轻。萨克雷曾对夏洛蒂说，“你和我都写粗俗(naughty)的书”(599页)，这让夏洛蒂寝食难安。盖斯凯尔在传记中亦承认，“我自己也不否认她的作品中时有粗俗之处，但其它地方都是绝对高尚的”。(599页)盖斯凯尔如此坦诚，时而惹得批评家们愤慨不已。1857年5月《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威廉·洛斯柯因此质疑盖斯凯尔是否有权批判《评论季刊》上的观点。(26)但是，盖斯凯尔不认同的似乎更是夏洛蒂小说中的某些不雅言辞、阴郁气氛以及不够明快的笔调，因为她希望夏洛蒂的丈夫尼克斯先生(Mr.Nicholls)在《教授》出版前所作的修改也仅限于“删除一些措辞和词汇”。(27)此外，夏洛蒂小说中的主题都是单身女性的爱情，盖斯凯尔认为她若在《教授》(The Professor)中刻画个把“已婚女性”应该会更为有趣。(28)盖斯凯尔可能也觉得夏洛蒂的女主人公的情感都太过浓烈。不可否认，种种迹象表明，两人在写作题材等方面上是存在分歧的。然而，值得留心的是，盖斯凯尔在表达自己对《雪莉》的看法时，先是坦言自己不喜欢其情节，紧接着却说道，“她真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却是我极为佩服的。”(29)而且，早在1850年两人相识之初，盖斯凯尔已跟友人表示，夏洛蒂在创作中“对自己的天赋怀有强烈的责任感”，这让她赞叹不已。(30)盖斯凯尔显然欣赏夏洛蒂在写作中展现出的真诚和勇气。她虽不能完全认同夏洛蒂小说的题材，却能够欣赏其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勇气，并竭尽所能为这样难能可贵的勇气辩护。 盖斯凯尔辩护的根基是，写作是上帝赐予夏洛蒂的天分，因而她“不能避离这份额外的责任”(除家庭责任之外)，“不应把自己的天赋埋没在尿布中；这天分是用以服务他人的”(349页)。盖斯凯尔亦援引夏洛蒂本人的书信。夏洛蒂说过，“我感激上帝赋予我这样的能力，我的部分信仰是志在保护这份天赋”(419页)。在分析夏洛蒂如何应对文学写作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时，盖斯凯尔还是采用了“基督式的准则”(Christian formula)，指出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有义务培育自己的天分，且应把这些天分用于建造“上帝的王国”。(31)在此语境下，夏洛蒂的写作欲望被转化成“为他人服务”的行为，披戴上利他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夏洛蒂本人并未如此强调她通过写作来服务公众的理念。紧接着，盖斯凯尔又反复用“责任感”来解释夏洛蒂写作中的“离经叛道”。她认为，夏洛蒂在写作领域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她坚持自己有“再现真相的责任”(599页)。传记中曾摘选夏洛蒂与刘易斯的通信。夏洛蒂在信中强调自己关注现实，在写作时“坚决把自然与真相作为唯一向导”(343页)。此外，盖斯凯尔还先后列举夏洛蒂亲口提及的《简·爱》中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或见闻的吻合之处，以此证明夏洛蒂是坚持按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作的。例如，夏洛蒂不满当时的文坛“正典”中尽是些美貌女子，认为这是“错误的，甚至是道德过失”，有违现实真相，她决意要写“身形小，虽不够好看，却是有趣”的女性(317页)。盖斯凯尔还补充道，“只描述善良、令人愉悦的人在做着好事、令人愉悦的事也是可能的(但若是这样，她们根本就写不下去)”(350页)。言外之意，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可能总是“善良、令人愉悦的人”在做着“好事、令人愉悦的事”，源于此，夏洛蒂的小说中才会出现不美好的事物。而且，盖斯凯尔又撇清了这些外在事物与夏洛蒂的内在联系，强调道，这些都是外在事物在她头脑的印记，不是她“内在的观念”(349页)。有些评论曾影射《简·爱》的“粗俗”源自夏洛蒂本身，盖斯凯尔这一说显然是有的放矢。那么，夏洛蒂在描写这些外在的不美好的事物时是否会受其影响呢？盖斯凯尔说道，她只是在动笔时“让自己的手在那一时刻受到了污染，只是很浅淡的污损，而且，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在涤荡她的灵魂”(600页)。盖斯凯尔认为跟夏洛蒂相比，“没有另外一位拥有如此神奇天分的人，如她这般负责地运用自己的天分了”(350页)。盖斯凯尔的辩护之辞以夏洛蒂的“责任感”贯穿始终。 盖斯凯尔强调夏洛蒂写作时身怀强烈的再现真相的“责任感”，强调夏洛蒂书写的皆是外在事物给她留下的印象，这似乎淡化了夏洛蒂的个人意志、想象力及勇气在其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夏洛蒂自有很强的主见和勇气，这表现在她不为女性规范所困。盖斯凯尔并非没有意识到，夏洛蒂在写作中一直在努力逃避外在世界的羁绊。夏洛蒂曾向刘易斯坦言，“写作的时候，我没办法总是……想着什么是女性气质中的优雅、迷人魅力……我的作品里不写这些事情……如果公众只能容忍这样的写作，那我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好了。”(422页)夏洛蒂和盖斯凯尔两人亦曾探讨过在写作过程中能否做到坚持不受外界的影响。夏洛蒂问盖斯凯尔是否能“做只属于自己的女性……不去考虑作品可能会引发怎样的批判或同情？……是否从未受过诱惑，想把自己笔下的角色写得比生活中的人更和蔼可亲……”(615页)虽然传记中无法找到盖斯凯尔的直接应答，但她在自己的书信里曾提及，要是在写作中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或者想到自己会给读者留下怎样的印象，她压根就不能写。(32)而且，她本人在写作中也坚持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1853年她的小说《露丝》因其为失足女正名的主题，出版后毁誉参半，有极端者竟然“烧书”，(33)有的人对她的丧失“名誉”深感遗憾(34)。盖斯凯尔私下对友人说，“我早知这个话题会惹来这样的事，但我决意要说出我的想法。”(35)应该说，是个人意志的坚持和胆识才使得她们超越时代对女作家创作领域的限制。但是，在公开辩护时，盖斯凯尔对这些因素或是暂时抛开或是轻描淡写。盖斯凯尔以贬低勃朗特的想象力为代价，来维护她们的“体面”。(36)此外，前文已说过，盖斯凯尔的另一目的可能是为了把夏洛蒂作品中的“粗俗”归咎于环境的影响。 盖斯凯尔选择用“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的立论，来为夏洛蒂的“离经叛道”辩护，这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巧妙地为当时的女作家争取写作上的自由权。有评论者指出，盖斯凯尔在传记中本可以如此直言，“夏洛蒂作为艺术家有权利表达她的想法。”(37)上面我们看到，盖斯凯尔在自身的创作中也是执意写出自己的想法。那么，在传记中，她为什么不“直抒胸臆”？盖斯凯尔深知当时社会尚不能宽待这样的“直言”，就像他们不能容忍夏洛蒂小说中的一些语词。因此，盖斯凯尔当时希望尼克斯先生在《教授》出版前多多删除一些不妨碍故事之根本但又“可能导致她(夏洛蒂)被误会”的小细节。(38)她预料到当时的时代尚未能接受夏洛蒂的构思，才据此提出那样的提议。盖斯凯尔在此处也采用了更为巧妙的方法。她的辩词不是女作家有“权利”说出她的想法，而是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因为她亦深知女性的“权利”一说常惹得维多利亚人焦灼不安，甚至会引得他们群起攻之。盖斯凯尔用“责任”的外衣来包裹“自由创作”的内核，部分原因是她真心相信这是女性成为作家时必须担当的责任，同时可能也因为比起“权利”来，将“责任”用在女性身上是更可为维多利亚社会所接受的话语。把“再现真相”上升到“责任”的高度，比“权利”似乎更有力量。她选择这样的辩护之词，显得婉转，但也是更为聪明隐蔽的方式，亦更能达成她的愿望——为多面的夏洛蒂赢得维多利亚人的认可。在辩护的过程中，盖斯凯尔深化了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的理念，实际上也等于是在为女作家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利”。 至此，盖斯凯尔用“责任感”诠释了夏洛蒂的生活与写作。这其实亦是当时女性“为自身授权”(self-authorization)的策略的一种。(39)虽然勃朗特与盖斯凯尔的“克己”策略有所不同，但两人都借用了“责任”的概念，将它作为“满足自身的有力策略”。(40)从夏洛蒂的发展轨迹来看确实如此。以家庭义务为先，获得良心的认可，最后求得写作的自由。盖斯凯尔借用“克己”的责任话语来阐释夏洛蒂的写作行为，亦是女性在借用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话语，让自身本来“离经叛道”的行为显得“名正言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