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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前因后果 盖斯凯尔撰写《夏洛蒂·勃朗特传》与夏洛蒂的小说因僭越女性领域而惹来批判有关。1847年10月《简·爱》的问世轰动英国文坛，大获成功。同年12月《福莱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刊出乔治·刘易斯的文评，对《简·爱》极尽赞誉之词。④但是，批评界某些角落的道德声讨却是敌意甚浓。不少评论给此书贴上“粗俗”(coarseness)的标签，其中以1848年4月《基督醒世报》(Christian Remembrancer)和1848年12月《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攻击最为猛烈。《基督醒世报》咄咄逼人，批判小说的每一页都充斥着“雅各宾式的道德反叛”。⑤《评论季刊》上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撰稿人伊丽莎白·瑞格比(Elizabeth Rigby)斥责这部小说潜藏的情绪与激发英国宪章运动的情绪无异，简·爱身上满是“邪恶的不满情绪”，她犯下“傲慢”的罪过，是“不受纪律约束”的化身，整本小说都是极为“反基督精神”的。⑥简·爱这样“粗俗透顶”的人物，瑞格比说，“我们不屑与其相识，不应与她为友，不愿跟她沾亲带故，而且还要格外谨慎小心，避免请她做家庭教师。”⑦作者本人的道德名誉也连带严重受损。夏洛蒂虽未以真名示人，采用的是柯勒·贝尔(Currer Bell)的男性化笔名，评论者却也不买账，总也不吝往女性身上涂抹几笔黑墨。《基督醒世报》批判该小说缺乏“女性气质”，难入女作家作品名单之列。⑧瑞格比更是直言，“如果我们认定这是女性写出的作品……她定是早已弃离了女性社会的。”⑨有趣的是，1849年8月，《不列颠北方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上詹姆斯·拉瑞蒙先是为《简·爱》洗脱“粗俗”之名，最后却也认定：“如果这是女性的作品，她必定是几乎丧失了女性特征(unsexed)的女性。”⑩1850年，作者的女性身份曝光时，夏洛蒂更是污名难洗。1855年夏洛蒂过世时，各类不实消息不胫而走，辱没她的人品声誉。勃朗特老先生决定托付他人作传，还女儿公道。盖斯凯尔乃夏洛蒂的好友，又是当时文坛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自然是绝佳人选。两年后(1857年)传记出版。盖斯凯尔告诉她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也是夏洛蒂的出版商)，她的目的是不再让人们把任何“粗俗”字样的词语与夏洛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1) 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正名，策略之一是突出环境因素对夏洛蒂本人的影响，把“粗俗”这众矢之的归咎于环境。同时代的评论对于《简·爱》的“粗俗”有诸多阐释，包括小说布景、人物言辞及行为举止：女主人公性情激烈、男主人公举止古怪言语不雅、男女主人公如此大胆地表达他们的情感，等等。针对这些诟病，盖斯凯尔公开解释的更多是小说的言语不够文雅以及氛围阴郁问题。盖斯凯尔在传记中反复强调，夏洛蒂一生中接触过的男性屈指可数，他们的谈吐印刻在她的脑海里，而她的良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她真实地再现一切。这是她为夏洛蒂去除污名的重要立论。传记出版后，原本对夏洛蒂颇有微词的《基督醒世报》在1857年7月的文评中也承认，勃朗特姐妹的兄弟布兰威尔对她们的写作产生了不良影响，让她们熟悉了邪恶的存在。(12) 二、为夏洛蒂正名之路 盖斯凯尔本人意识到，夏洛蒂小说中的不雅语词自是令人震惊，但其女性的激烈性情与反叛倾向更让维多利亚人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对于后一点，盖斯凯尔没有直接为夏洛蒂作辩解。不少学者对盖斯凯尔的“策略”加以分析。比克(Suzann Bick)认为，盖斯凯尔在传记中试图把美德盈身的夏洛蒂本人与夏洛蒂笔下缺乏女性气质的女主人公区分开来。(13)柯尔比(Robin Colby)指出，盖斯凯尔将夏洛蒂的女性气质(主要是身形小等特征)与智性能力并置展现，拓宽了她所身处的社会文化的“女性气质”的概念。(14)本文则认为，盖斯凯尔主要借刻画夏洛蒂的责任感来强化其女性气质十足的形象。夏洛蒂的责任感中蕴含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的“女性气质”(womanliness)之根本，即在于女性坚持践行自我牺牲精神。(15)盖斯凯尔自始至终都在展现一个相当虔诚孝顺的女儿形象，尽数夏洛蒂克己、悉心承担家庭责任的细节，应是意在消解夏洛蒂小说中映现出来的女性反叛意象。这样的方法确实奏效。传记出版之后，许多评论都认为尽管小说题材“粗俗”，但夏洛蒂本人并不粗俗。(16)但是，盖斯凯尔的《夏洛蒂·勃朗特传》显然不只达到这一样目的。 盖斯凯尔在传记中描述《简·爱》的创作背景一幕，突显出夏洛蒂以及她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境遇。传记写道，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白内障手术，前后大约一个月时间，两人租住在医生提供的寓所中。其间，夏洛蒂在照料术后父亲的空暇，开始动笔写《简·爱》。这个时刻映射出女性边打理家事边创作的境况，极为典型。当时女性写作的场所，大抵是起居室里的桌边一角。她们在书写时亦随时听从家人召唤，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和时间。(17)典型例子有如18世纪末的简·奥斯丁。盖斯凯尔本人也是在敞开着门的客厅里写作，随时打理女儿们和仆人的各种事情。在此意义上，盖斯凯尔不吝笔墨渲染的这一时刻，虽然看似夏洛蒂的个人体验，实是反映了当时女作家们创作时的共同境遇。在传记中，紧随这一幕的是《简·爱》成功出版，夏洛蒂摇身变为职业作家。盖斯凯尔开始把她的存在分解成两个维度，即身为女人(夏洛蒂)和作家(柯勒·贝尔)的存在，强调“两个角色有各自的职责所在——并不互为对抗；二者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但困难重重”(349页)。(18)这是盖斯凯尔在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命运时的基本立足点。夏洛蒂以责任感为支点，以家事为先，引得盖斯凯尔赞不绝口。 盖斯凯尔认同夏洛蒂为了家庭乐于奉献自我的精神，两人都认定这是女性最为可贵的品质。坚守孝道一直是夏洛蒂奉行的信条。她在给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的信中，很是强调自己身为牧师的女儿虔诚地履行家庭义务。她亦极力反对女性抛弃自我牺牲的精神。1851年，女性解放的著名倡导者哈丽叶特·泰勒(Harriet Taylor，后为穆勒的妻子)发表《关于女性解放》一文，激起了夏洛蒂的强烈反感。她认为“此文作者忘却了这样的事实，这世界上还有着牺牲自我的爱与无私的奉献”(540页)。她还对盖斯凯尔说道：“你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也说出了我的看法。”(540页)两人在坚守女性的奉献精神这一点上可见是有所契合。盖斯凯尔将家庭义务列为女性的首要任务，也绝非一家之言。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女作家都对此深信不疑。即便是认为上帝、永生之类的概念并不可信的乔治·爱略特，坚守基督教所倡导的职责，深信职责当先，重在践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推崇孝道的缘由可能是“把尽孝道的责任置于自我之上使女性获得了对爱的能力的自信，也使得她们在小说中描写充满爱和同情的女性责任时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和说服力”。(19)此外，或许还因为，女作家们将尽孝列为自己有别于男作家的优异品质，视为女性特有的一笔精神财富，因而即使在其成为职业作家之后亦不随意放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