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普和赫塞尔也曾以巴赫金的理论来解读默多克的作品。迪普说:“尽管默多克从来没有读到过巴赫金的作品,但是她却娴熟地操练了[巴赫金的]文学作品‘无完结’(unfinalizability)这一概念——即我们总是不能对生活或者是对生活的分析盖棺定论。”(13)迪普引进巴赫金主要是为了解释默多克小说中的开放结尾这一问题。赫塞尔对巴赫金理论与默多克小说思想之间的关联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她以默多克的《被砍断的头》(A Severed Head,1961)和《哲学家的弟子》(The Philosopher's Pupil,1983)为例,认为前者信件体裁的插入和轮流对白折射出默多克打破小说“有机体”的决心;而在后一部小说中,公共浴池成了狂欢之地,帮助人们冲破原本“坚不可摧的等级障碍”,并“允许进入能够自由顺畅接触的狂欢广场”。(14)《黑王子》以“多重式内聚焦”写成、充满异质语特性的后记则成为默多克打破小说“有机体”、打造众多人物世界的又一把利器。 布拉德利是参透生死的智者还是罪有应得的杀人犯,蕾切尔是处心积虑的阴谋家还是无辜的受害者,朱利安究竟把布拉德利当成了母亲所说的有趣叔叔还是布拉德利所说的挚爱,马鲁对布拉德利和阿诺德同性恋关系的解读背后是否另有隐情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默多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她先是安排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布拉德利,随后索性抛出一系列也许也并不可靠的各抒己见的叙述者,让各个人物尽情地向读者陈述自己眼中的“真相”,而自己则藏在布拉德利的背后,又藏在各个叙述者的背后,只为读者提供选择的多种可能,却始终不愿利用作者的“权威”,去大声宣布谁才是可靠的叙述者或者究竟什么才是真相。在创作中默多克极力保持“缄默”,把选择甄别真相的权利让渡给读者;展示人物之间的迥异、冲破自我的狭小空间、强迫自我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才是她真正的意图所在。 面对现代主义对作家自我意识的倚重,面对同时代的小说家(例如B.S.约翰逊)所宣称的小说中真正的人物只有作者自己、人物只是作者的傀儡这样的说法,默多克偏偏逆行其道,青睐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所塑造的纷纷繁繁的人物世界。她对神秘主义者西蒙娜·韦伊指向他人的“关注”的重视,对东方佛教“无我”境界的向往,用康德面对“崇高”自然时的敬畏去解释在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中自我所受到的冲击以及刻画人在面对偶合世界时手足无措的反应等等,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破除自我和展示他人这一问题上来。默多克敏锐地觉察到了唯我论可能带来的道德缺失以及人在脱离身后大背景下的迷惑和孤单。她的世界不是全知的作家操控一切的世界,相反,在作家和人物的拉锯战中,默多克似乎一直在刻意地让他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果说表面极度自由的自我实则透露出作者对世界的悲观和不信任的话,那么默多克重拾对他者的重视则为我们彰显了她在“上帝已死”的当下重寻自我和他者、人和世界之间的契合时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勇气。默多克通过小说凸显出来的他者思想,与巴赫金、列维纳斯、德里达在哲学著作中对他者的表述可谓殊途同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