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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菲尔丁有一篇文章，谈本人的见闻，此处为省篇幅，摘要撮述。地点在萨默塞特郡，《约瑟夫传》里的布比庄园也在这个郡，距离伦敦一百多英里，在十八世纪中期，大概有三四天的路程。菲尔丁在一家客栈旁听了一位青年跟店主人的对话。这位青年，菲尔丁称之为“beau”。这个词，有译成“花花公子”的，也有译成“俊哥儿”的，其实不必是公子，也不必长得体面，只是格外注意打扮。这位青年人模仿当时的一位喜剧名角的扮相，戴一顶惹眼的高帽，跟别人说话，不管认不认识，总要把外套敞开，显出里边的坎肩做工讲究，镶有金边。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二手货。一脸的无知、傲慢、暴躁。开口就抱怨头天晚上喝的酒味道不正。主人客气地说，店里的酒是从伦敦进的货，口碑一向不错。青年人不依不饶，问是从那一家进的。店主很耐心，告诉他酒商姓科比。青年人听了就说：“噢，你说的是汤姆，人不错，我跟他老在一起喝酒，上好红酒。他在伦敦的酒商里算是数得上的。不过他也没有几个钱，穷！也就是有个十万镑吧，小数目！明年我们还要选他当市长呢。”店主人说，那准是另外一个人，因为卖给他酒的科比先生不叫汤姆，叫理查德。青年人说，汤姆跟理查德是兄弟，两人合伙做生意。店主人知道他是撒谎，不想再敷衍，就告诉他：“我觉得你弄差了，我说的那位先生根本没有兄弟。”青年人恼羞成怒：“你胡扯！你才弄差了！你们这些乡下佬！我一直住在伦敦，还不如你弄得清楚？”最后是主人道歉，青年人出门，临走还说：“我是绅士，不会跟土包子一般见识。” 事情过后，店主人告诉菲尔丁，听别的客人说，那位青年人是伦敦商家的“跑外”，也就是给乡下的顾客送货的。住在店里，花钱十分大方，头天晚上还替其他的客人付了酒帐。不久之后，菲尔丁在伦敦的一家麻纱店里，看到这位青年人正在工作，谦恭诚勉，衣着朴素，看上去就是一个尽心尽职的店员，跟在乡下冒充阔少的时候判若两人。 这篇文字，见于菲尔丁自编的《科文特加登杂志》（The Covent-Garden Journal）第三十三号（1752年）。[25]菲尔丁从1748年起担任公职，负责伦敦的治安，在任上对伦敦的警政有意义长远的建树，本文无暇旁及。但是他当时的一桩举措，跟杂志有些关系。他与人合伙创建了一个商业机构，叫做Universal Register Office，业务包括代人谋求职业、雇用仆人、借贷资金、买卖和出租房屋，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中介事务所。[26]办杂志是为了给事务所登广告，做宣传。菲尔丁的这篇见闻虽然不是广告，却也是从侧面宣传身份认证的必要，因此很难断定是创作还是纪实。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所说的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否则无法取信于读者。这种现象就是随着商业发达而来的人口流动。二是菲尔丁的着眼之处，并不是由地域和职业上的流动引起的混乱。店员在本来面目无人知晓的环境里，假装高人一等，他的过犯，他的可厌和可笑，在于僭越自大。狄福在小说里屡屡描写这种阶级地位的欺诈。最相似的一例，见于《荡妇列传》。小说的女主人公茉尔嫁了一个呢料商人，两人出于虚荣，雇了六个仆人和一辆马车，冒充贵族。他们到牛津大学，声称要资助子侄念书，学校里的人还真相信他们。[27]菲尔丁所说的客栈店主，明知店员的真实身份，却不当面揭穿，显然是对这种改头换面，招摇过市的人见得多了。 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早已有之。广为流传的《佩皮斯日记》里有一则记载，可以为证。佩皮斯是裁缝的儿子，人极聪明，又受过很好的教育，靠亲戚关系，也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在海军部历任要职。他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主席。上文提到的查尔斯二世的《脱险记》，就是国王口述，由他笔录的。他的社会地位，比起菲尔丁见到的店员和狄福笔下的呢料商人，要高多了，也稳固多了。1669年5月10日，佩皮斯在日记里写道： 和克里德同行，走了一程。他说，传闻我的轿车和几匹马都十分漂亮，劝我不要过于出众。听说车马惹人注意，暗暗吃惊，因为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昨天在公园里，波维就跟我说起我外套袖子上镶的金边，当时就十分不安。以后去宫廷，再不可如此装束。……为此专程去了一趟裁缝店。[28] 文中的克里德，是佩皮斯的同事，波维，是约克公爵，也就是当时国王的弟弟的管帐，两个人的地位跟佩皮斯差不多。他们的话，不论是忠告还是威胁，都说明当时的阶级界限比较严格，从下层攀爬上来的人，做人要小心。 菲尔丁时代的英国，世道变了。詹宁斯（Soame Jenyns, 1704-1787）的父亲是伦敦富商，他本人是多年的下院议员，好发议论，有“ “蓝袜男性”之称。以下是他在1755年写的一段时评，语带讽刺，但却反映了实情： 如今每一个手艺人看上去都像是商人，每一个商人看上去都像是绅士，每一个绅士看上去都像是贵族。咱们国家的人口一律高贵，平民绝无仅有。……最低贱的工匠的儿子，在慈善学堂里识了几个字，妄想置身高阶，居然到海关来申请体面的职务，想做验货的官员，也不想想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同样出身的女孩子，如今也在出售或者裁缝高档女装，要不就是侍奉贵妇人，有的竟然当起了家庭教师，这个职业，在过去只限于教士的遗孤，还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的书记，城里的学徒，如今也打扮得像是骑兵军官，养狗，养女人，在剧场里发表意见，在酒店里高谈阔论。城里的商人不坐帐房，要去娱乐场所；乡间的绅士不理田产，要参与政治，两者都是非其所宜，有害无益。下院的议员，有一点名望的，都迫不及待要获取爵位，穿着打扮，车马仪从，日常开销，处处攀比贵族。[29] 斯莫利特的小说《汉弗莱•克林克》1771年出版，是菲尔丁身后的事了，但其中对英国社会的描写，应该是菲尔丁的见闻所及。书中说到温泉疗养地巴斯： 巴斯是四方观瞻所集，凡是暴发户，都要配上时髦的行头，到此地来露一露脸：有东印度公司的文书、职员，箱笼里满是殖民地的不义之财。有从美洲来的种植场主、黑人的监工、二道贩子，他们如何赚的钱，不能跟外人说。有买办、代理、承包商，英国近年来接连两次参加战争，自己民族的血肉就是这些人的致富之源。还有放债的，当掮客的，形形色色，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全都是一些出身低贱，毫无教养的人。他们忽然变得富裕了，富裕的程度，早年间的人见都没见过。他们当然要发狂——自大狂，虚荣狂，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这些人花钱既无趣味又无节制，极尽荒唐地挥霍，因为逞富是他们评论人物的唯一标准。所有这些人都赶着往巴斯来，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和公爵、侯爵、伯爵，还有其他的贵族出入同样的场所。[30] 菲尔丁不是暴发户，也不喜欢暴发户。就家世和本人的境地而言，他的情形跟暴发户正好相反。 菲尔丁的父系，上推四代是伯爵门第。高祖和曾伯祖在内战前后的政治、外交中极为活跃。封爵是在十七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之后，在当时是“新贵”。经过一个世纪的广结姻亲，由微渐著，到了汉诺威王朝，也可以算是旧望世家了，上文提到的蒙塔古夫人就是菲尔丁的表姐。菲尔丁的祖父和父亲都不是长子，不继承爵位和产业，靠个人的本事和家庭的关系在教会和军队谋生，这也是贵族众子的常例。祖父任神职，差一点没做到主教。父亲十七岁即进入陆军，五十九岁时升为中将。所以，菲尔丁虽然因为世远亲疏，跟爵位无缘，论出身，仍然算得上贵族圈子里的人。他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再婚，童年和弟妹长于外家。外祖父是著名的律师，多年担任王座大法官，受封及身而止的爵士，置有多处田产。舅父也是名律师，菲尔丁成年以后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就是靠他的帮助。[31] 菲尔丁早年的教育，是在伊顿公学和荷兰的莱登大学，书念得不错，尤其是古典文学，这跟他后来成为作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当时作家的地位和后世大不一样，收入不好，也不很受尊重。这不仅是因为著作权得不到保护，盗版猖獗，还因为写作和以写作为生是两回事，隐含的意义不同，有身价高下之分。文字功夫，如同音乐、舞蹈、骑术、剑术，是一种修养，偶一为之，可以烘托身份的高尚，贵族及其子弟尤不可缺。如若操之为业，就如同票友下了海，等而下之，和乐师、舞师、骑师、剑师，没有什么两样了。这种观念，和十八世纪英国的dilettantism或者amateurism一样，——“事事通，事事稀松”，出自贵族及有钱人自我欣赏，自我表现的风气。[32]近现代的学者搜寻档案，发现有菲尔丁的父亲和外家之间的官司记录。纠纷起于他母亲陪嫁的田产和几个孩子的抚养权。从官司的证词，可知菲尔丁的父亲生活放纵，开销无度。还有其他年代晚一些的记录，证明由于父亲的负债和几度再婚，菲尔丁没有任何祖产可以继承。他当作家，把文字和文学修养当成谋生的技能，是不得已。理查逊在1755年已经是名成功就的小说家，但仍然要扩建自己的印刷厂，不想离开老本行。这也是当时作家地位的一个旁证。[33] 菲尔丁的作家生涯，几乎一个字就可以说尽，——穷。仅看《约瑟夫传》出版前后的情况即可证明。1740年11月，和《帕梅拉》的出版同时，菲尔丁有一场败诉的官司，原因是拖欠煤铺的帐，数目是27镑。同年12月，又因为欠帐被告上法庭，这一次的债务是和别人一起欠的，总数达200镑。因为数目大，菲尔丁被司法拘系三周，下一步就该入狱了。后来把他的债务和别人的析开，减到了28镑。然而拘系尚未解除，就传来了他父亲再次结婚的消息。新的继母年纪很轻，父亲身后如果有什么遗产，菲尔丁也无从继承了。次年3月，菲尔丁又借债197镑，一年以后，为此再次陷入法律纠纷。当时的币值很难和今天的准确换算。但是钱的多少，可以从《约瑟夫传》的稿酬粗略估计。小说1742年2月出版，印了1500份，（把裁过的印张码好，系在一起，一本书一摞，叫做set——“份”，买主另找人装订，所以同一本书，在十八世纪可以有不同的封皮，甚至不同的册数），书商付给菲尔丁183镑。[34] 这些情况，都是后来的人为了研究菲尔丁，周咨博访，从公私档案里钩辑出来的。关于那一段生活，菲尔丁自己的文字，只有一小段。1743年4月，他出版了三卷的《诗文集》（Miscellanies），在前言里为文稿编订的拖延向读者致歉，因为其中很多人是预付了定金的。他说：“去年冬天，我痛风甚剧。我心爱的孩子病危，躺在床上。另一张床上，是我的妻子，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其他伴随而来的种种，也都是一个贫病之家所常有的窘况。”[35]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专靠写作为生的，过得好的不多。但是菲尔丁一定觉得自己比许多人更卑屈，更穷。他留下了那么多的著作，其中极少说到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像理查逊那样喜欢保存信件，——日常生活的情况，一般是在书信里透露的。还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窘境不堪言，或者不屑言。 没有身世之叹，不等于没有身世之感。十八世纪的英文里有一个称呼，ethic writer，以后很少见，指的是就社会问题、道德行为发表评论的作家。菲尔丁也算一个。他对自身经历、遭遇的感受，常常隐伏在这些文章里。1740年2月16日，杂志《斗士》（Champion）发表了菲尔丁的一篇长文，讨论慈善救济。[36]这篇文章常常被人提起，因为它主张惩罚街头的乞丐，理由是他们大都是散淡放荡的懒人，有力劳动而不为。这个观点，在八年以后菲尔丁秉执警政的时候，变成了他的政策。但此处要说的，却是菲尔丁认为需要赈济的人。 这些人分为五类，其中有受到当政的势力排挤，无法在军队和教会里谋到职位的世家子弟，有因为意外的事故陷入贫穷的专业人士，还有尚未成名，因而没有收入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三类人的困难，菲尔丁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对另外两类人的情况，他说得十分详细。一类是因为欠债入狱的： 他们有的是因为花钱的时候考虑欠周，有的是因为遇到了不幸，还有的是因为讲义气帮助朋友。由于债主的贪婪、急躁、缺乏仁慈，还由于我国法律的冷酷无情，他们遭受拘禁，远离可怜的妻子儿女，远离亲戚朋友的安慰，远离可以自救及养家的谋生手段，远离牲畜都能享受的新鲜空气。身处孤寒的人通常能得到的些许依靠，在他们也是一无所有，尤其是没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依靠。他们被关押的地方，生活决无便利可言，因为生活的必须品在此处比其他地方的便利还要难得。跟他们同住的，是最恶劣的犯人。这些人比他们还要幸运一点，因为不用等太久，法官就会放了他们，或者送他们去死。 这段的原文是一整个长句子，从头念到尾，让人觉得气紧，似乎可以感到作者心情的急切，好像要把很多委屈一下子都倒出来。再一类，就是力图保持体面的破落户，这一类人，菲尔丁觉得是最需要社会关心的。他说： 仅为活命，真正必需的物质条件并不多，缺乏这些条件的人也不多。真正处境艰难的，是那些活得跟自己的出身教养不相称的人，是那些失去了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们长养于上流社会之中，而自身财产却又不多，一方面不能心甘情愿地降低旧有的身份，另一方面又不懂得量入为出。为了保持所谓上等人的面子，开销上比照更加有钱和有地位的人，一味奢华，自陷于贫穷艰难的境地。讲慈善，首先应该顾及这样的对象。 菲尔丁设身处地，体贴入微的同情心，其来有自。在为《斗士》写稿的时候，他欠了三份债。三个债主都是穷追不舍，不依不饶。上文提到，他在一年以后因为其他的债务被拘系，有明文为证。此次是否真的入狱，监狱的记录缺失，无法确知。但是欠债的原因却有记录。有一份是因为住了太好的房子，付不起租金。 还有一份债务欠的是车马行。这家车马行的男主人1733年过世，有学者核对了报纸上的讣告，上面说他的买卖“在同行里声名最著，服务对象都是有地位的人。”所谓“有地位的人”，原文里是“Persons of Quality”。菲尔丁的伯曾祖，第二代伯爵，在“新贵”之时，远攀异国显贵，声称他们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后裔。二十世纪的学者证明这个亲缘关系是捏造的。菲尔丁当时对此深信不疑。他的印章刻有鹰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象征。[37]如此自视，当然是有地位的人，出门当然要有车马。把菲尔丁告上法庭的是车马行的女主人，声称他自1739年底，多次租用轻、重轿车，敞蓬快车，还有各种马匹，欠帐30镑，同时要求罚款20镑。[38] Conspicuous consumption，指的是以物质消费显示自己的身价，也就是奢侈。这是二十世纪的英语里才有的词，但是这种现象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租车马，撑门面，知其不可而为之，菲尔丁像谁？像上文提到的佩皮斯和茉尔，甚至有点像他自己笔下冒充阔少的店员。但是菲尔丁本人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比较。他的“不可”，仅仅是因为财力有限。他们的“不可”，在于他们的“体面”是假的，非其所当享。他们奢华，是失其本色。而他要是不奢华，也是失其本色。一星期之后，菲尔丁意有未尽，又给《斗士》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告诫有钱的人，要照顾像他这样的人的自尊心： 造访人家，或有主人，论出身跟他们平等甚至还要高贵，而论钱财却是远远不及。此时言谈应该避免有失礼貌的暗示。譬如说人家住得远了一点儿（也就是说在房租低廉的地区）；或者说，老房子住起来真是不方便，此前不知道伦敦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还有其他不该说的话，譬如说墙上应该挂画；或者在天冷的时候说屋里铺上地毯会暖和一些；或者说假发戴歪了，须要整一整，可惜没有一面镜子；或者说，用小炉子取暖，其实更费煤。[39] 菲尔丁就社会问题和行为道德发表的评论，多于他的小说。这些文字是可以，而且是应该和他的小说并观的。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的不同方式的表达。约瑟夫是一个仆人，似乎不能跟菲尔丁相提并论。但他是菲尔丁想像出来的人物，既是菲尔丁用来玩笑《帕梅拉》的工具，又是表达菲尔丁社会理想的媒介。约瑟夫身份的改变，与他的所作所为无关。如此的情节安排，其意若曰：德行操守，不是改变地位的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偏见，针对《帕梅拉》，也针对中产阶级敬业奋斗，以求进身的理想。约瑟夫的身份改变之后，菲尔丁还要替他安排一个着落，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范妮。 从上面征引的文字可以看出，在文化风习的新旧替换之时，在各色人等社会地位的升沉转移之中，菲尔丁的阶级意识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坚实，耿耿在抱，不能忘怀。他要是懂汉语，一定不赞成“与时俱进”的说法。他见不得暴发户忘乎所以的奢侈。就连一个店员在出差的时候，使气妄为，发一点小小的狂，满足一下虚荣心，他也不能容忍。他言论行跡所守的原则，是紧紧地抱住过去不放。 约瑟夫在身份改变之后，于范妮旧情不忘。他所体现的理想，是在个人的境遇变化之时，持常守故。这是菲尔丁的理想。约瑟夫经过了几天的行程，从伦敦回到乡下，一改俯仰随人，毫无个性的面目，变得出言直爽，行动果决，其近因，是范妮，其远因，是菲尔丁对风气的反抗。 十八世纪的英国，仆人很多。但仆人是一种营生，不是一个行业。没有行会组织保护他们的利益，没有服务质量和报酬高低的规定，也没有师徒授受，资格认定的制度。英国国歌的作曲家阿恩（Thoma Arne）和菲尔丁同时代，父亲开棺材铺，对他的音乐爱好不表同情。为了听歌剧，阿恩常常在晚上穿上号衣，混进戏院的跟班席里去。号衣是从父亲铺子里偷的，——棺材铺里总有几件号衣供死者的家属租用，在葬礼上临时雇人，打扮成仆人，以显气派。[40]由此可见，仆人的身份，是谁都可以借来用一用的。约瑟夫、范妮成全了菲尔丁的想像和追求，正如号衣之于阿恩和死者的家属。他们身上，有菲尔丁的影子。本文的题目也就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