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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异位空间中的心灵顿悟 如果说《牡丹与马驹》中形形色色的欧洲人不同程度上将中国东方化，那么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作为现代主义时期的欧洲文人，却同时也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精神救赎和心灵顿悟。这无疑表现了唯美者、诗人阿克顿以中国古典文化拯救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愿望。因此我们可以说《牡丹与马驹》以虚构叙事的方式，比《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更深刻、细腻地再现了现代主义唯美者阿克顿在中西文化异位空间中的心路历程和文明救赎情怀。这转而与小说中各色欧洲人对中国的博物馆化心理欲望形成正反矛盾相存(ambivalence)的关系。菲利普厌倦了沙龙中在华欧洲人之间重利薄情的虚伪狡诈，仿佛看到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掠夺倾轧。他被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平和、内敛、厚重和典雅深深地吸引。胡同、儒家经典、满清王朝、京剧为菲利普的中国情愫赋予了可感知的实在性，滋养着他空虚寂寥的内心。换言之，在现代中国的大背景下追逐古典中国的遗风古韵构成了文化异位空间中菲利普也是作者阿克顿以东方拯救西方、古典文化拯救文明危机、艺术拯救现实的唯美诉求。 菲利普在中国文化中寻求拯救，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京剧以及领养艺伶杨宝琴为义子上。当他在戏院里欣赏舞台上胭脂粉面、装扮各异的京剧演员，倾听那余音袅袅的唱腔时，他感到京戏有道神奇的光晕，令他异化的心灵感到轻松愉悦。他“无法记住曲调……仿佛英语双韵体诗歌，令人无法捕捉。有时他幻想自己抓住了曲调的‘悬尾’；然而正当他开始欣赏和能够弄懂时，歌声戛然而止……他重陷茫然不安。”(Acton，1941：83)于是男扮女装的艺伶杨宝琴在他眼中成了超然凌飞于现代中国之上的艺术中国的永恒象征。“他吸引我的想象力，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不要问我原因：我自己几乎难以解释!可能因为他是活生生的中国象征，而我爱上了中国。”(Acton，1941：121)菲利普想通过杨宝琴走入京剧的世界，寄托自己在西方文化中无法找到的宁静和救赎。在融入古典中国的欲望驱使下，他将杨宝琴完全浪漫审美化。 与菲利普一样陷入现代忧郁症的另一个人物是加拿大籍雕塑家艾维拉。如果说菲利普努力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寻求精神救赎的话，那么艾维拉寄怀北京的古朴与庄严，希望借以滋润她空虚寂寥的心灵和日益枯竭的艺术灵感。她在中国传统遗风中寻求异国情调的滋养，在中式装饰的庭院中开办沙龙。可是迷失颓废的现代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都令她失望。她与中国现代女青年杜宜的交往可见一斑。在法国巴黎邂逅杜宜后，她开始喜欢这个东方女子，“讲一口流利的巴黎腔法语——语音优美，熟知保罗·瓦雷里和思想闲谈的时髦趋势。”(Acton，1941：20)在法国的两年接触中，艾维拉被杜宜独特的东方异域女性气质深深打动，把她视作“遥远亚洲移植过来的一朵美丽之花”，称她是“宝塔女神”，但令艾维拉失望的是，她无法进入杜宜的内心世界。“当他们关系变得相当熟的时候，艾维拉感到这位外表瘦弱的年轻朋友的内心有一个难以穿透的黑曜石般的坚硬之处。”(Acton，1941：20)在中国的再次邂逅重新燃起艾维拉揭开这个东方女性之谜的欲望。当杜宜在包办婚姻、父权家长制的束缚中挣扎、寻求自我独立之时，艾维拉将另一位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冯崇汉介绍给杜宜。“带着罕有的满足感，艾维拉将他们介绍给对方，这对聪明、姣好、现代的汉族孩子。”(Acton，1941：26)受法国启蒙思想和欧洲文化熏染的杜宜对现代中国充满期待，然而以她父亲和冯崇汉母亲为代表的传统遗风陋俗却令她无法适应。“我回到中国后，人性中感情的一面已经死去了，我感到自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我甚至不愿触摸事物：仿佛感觉到外界某个人在为我触摸。”(Acton，1941：179)最终杜宜在艾维拉的中式庭院后院中上吊自杀。艾维拉在中国寻求灵感的梦想随之彻底破灭。如果中西、新旧思想裂变的混沌吞没了杜宜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想象与中国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使艾维拉更深地陷入迷乱之中。 与艾维拉类似，菲利普深陷古典中国遗韵与中国现实的两难选择中。领养杨宝琴是菲利普通向中国文化传统之路，体味儒文化的“家”的归属与重温儒家礼仪的熏陶。他让杨宝琴和姥姥住在自己家里，试图享受中国传统家庭的天伦之乐。他不再害怕死亡，因为从此以后他有在坟前献祭的后嗣了。然而杨宝琴对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则消解了菲利普眼中笼罩着京剧艺术的圣光。杨宝琴应邀第一次拜访菲利普时，菲利普幻想杨宝琴会令他的生活和房屋充满中国家庭生活的生机。可他等到的是穿着崭新夹克、方格高尔夫球裤的杨宝琴。一身西式打扮的杨宝琴的举动更令他目瞪口呆。“杨走进房间，没有鞠躬，相反他抓住菲利普的手，一个劲地摇起来。他的头发梳理整齐，面孔的轮廓被角质框架眼镜遮去了大部分。”(Acton，1941：97)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崇尚现代西方的杨宝琴身穿西式礼服，情不自禁地表演起《贵妃醉酒》中的唱段。这既令菲利普沉醉在唱腔带给他的唐朝古韵中，又使他感叹从唐朝转到现代机械时代是如此之快。 崇尚现代西方的杨宝琴令菲利普的文化救赎之路艰辛而困难重重。领养杨宝琴如愿以偿后，菲利普与古典中国的认同受到更直接的冲击。他为宝琴礼聘了私塾教师，并选定了良辰吉日行拜师礼。他给宝琴准备好深红色的丝绸长袍，苹果绿锦缎的无袖马夹。但宝琴拒绝穿长袍马褂。菲利普只好自己穿上为宝琴准备的衣装，“庄严地点燃蜡烛和香，烧纸钱，在孔子圣像前行三鞠躬之礼”。(Acton，1941：200)拜师一幕成了一场闹剧，而身着中式服装的菲利普似乎成了一名不伦不类的丑角。 在菲利普的文化体验中，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欧洲与东方、现代欧洲文明危机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之间的矛盾张力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通过菲利普获得心灵顿悟而化解。化解文化矛盾乃至战胜人性邪恶和战争的精神源泉不是京剧昭示的唯美中国、儒家文化隐含的礼仪中国或满清王朝代表的优雅中国，而是儒、道和释通融圆转的精神涅槃。在杨宝琴的老师邓良勤的身上他看到了希望。“这个年老的学者特有一种宁静，一直令菲利普好奇，想探个究竟。他的微笑宽容、慈善而又漠然……在邓先生微笑的背后，他想象他必定弄清了一个哲学的美妙真谛，他嫉妒他的超脱宁静。”(Acton，1941：307)北京上空日本轰炸机在嗡嗡盘旋，西方人聚集在领事馆寻求庇护。菲利普则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住宅中，在邓先生的启发下，研习佛家《金刚经》，在佛教中找到了战胜自我、重塑自我的真谛。菲利普像虔诚的修行僧那样每天吃素、沉思、祷告，研读《金刚经》。他口中默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Acton，1941：310)他再也听不到北京城上空飞机的盘旋声，也忘记了北京城外正进行着残酷的战争。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隐士，找到了在邓良勤身上的令他羡慕的超脱的宁静，在喧嚣的尘世和异域宗教中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 阿克顿这样描述自己离开中国之后的心灵感受：“自从我1939年回到欧洲，西风一直狠狠地吹着我，我开始感到寒意。而在北京，冬天的气温轻易就降至零度以下，可我却从没感到过寒意，因为中国人的天赋令我温暖。在这里我找不到任何能替代的。”(Acton，1948：1)其实何止是中国人的天赋令他感到温暖!他在中国的整个体验同样使他感到温暖，因为独特的文化之旅是终生烛照他心灵世界的顿悟，更是通向中国的、欧洲的也是人类崇高卓绝的精神启示的旅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和《牡丹与马驹》以一实一虚、亦真亦幻的表现形式再现了东方中国作用于西方文化主体的精神历程。中国文化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洗礼使阿克顿超越了王尔德和艾略特，因为他不再自闭于唯美主义的象牙塔而颓废，也不再沉溺于现代欧洲文明的苦难和创伤而消沉。正如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科学与文明》中言：“中国文明具有异域文明全部的超凡之美……”(1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