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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馆化的中国形象 阿克顿的小说《牡丹与马驹》里的中国主要呈现出东方主义视角中的博物馆样态，对中国的博物馆化渗透了整部小说。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国问题》(1922)一书中所言：“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很容易将中国误解为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一个文物博物馆……对于欧洲旅行者来说，他们对中国感兴趣的是喜欢每一样特别的、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东西。”(169)其实欧洲人对域外文化和本土人的博物馆化是一种微妙、有效的跨文化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观赏，将文化他者变成象征某物的客体，蕴含着特定的知识形式。正如莱恩(Richard J. Lane)在评价鲍德里亚时所讲：“本土主体和艺术品与本土文化语境分离，被展览这种方式破坏。”(46)将中国博物馆化，是将东方文化客体化或东方化的一种方式。 首先，小说题目《牡丹与马驹》隐含的文化意象向西方读者再现的是异位空间中唯美的古典中国。牡丹是中国本土培育的花卉，隐喻色彩鲜艳瑰丽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主人公菲利普·菲劳尔(Philip Flower)的姓氏意译为“花”。“花”与“牡丹”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化寄托着唯美诉求和艺术想象。在小说中的《金鱼》(“Goldfish”)这一章里，阿克顿借主人公菲利普之眼向读者描摹了一幅北京中央公园充斥着牡丹与中国女性的美景。街上虽然有士兵信步徜徉，有穿着运动校服、丰满漂亮的女学生，但“幸运的是街道上这样着装的人只占少数……那些仍穿着传统服装的女子令街道更加绚丽多彩，就像纤纤杨柳”。(Acton，1941：68)公园中，年老的士绅围在牡丹花旁，仔细鉴赏牡丹花瓣。这种描述似乎还不够古朴，因此菲利普借牡丹花倾诉：“‘花中之王’开始抿嘴展露笑容，花瓣打开，不久就会绽放异彩。”(Acton，1941：68)旗袍女子、牡丹、老士绅、妻妾等交互辉映，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传统韵味浓厚的古典中国生活画面。 将中国博物馆化还体现在“马驹”所隐喻的猎奇与占有这种文化心理。北京时兴赛马活动，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它是列强入侵中国的产物。最早有纪录的赛马日是1876年北京西便门外的跑马场举行的一英里赛马，赛马场是各国使馆的社交场所。小说中这群欧洲人将北京视为他们肆意消遣、娱乐的场所。当新婚的英国绅士塞德里克(Cedric)在七个中国女孩簇拥下出现在赛马场，顾雷(Captain Gulley)和特朗普尔夫妇(the Trumpers)惊叹道：“上帝保佑，他若不带着牡丹会令我们愉快些。”(Acton，1941：124)这里的牡丹是对中国女孩的调侃称呼，中国女子成了欧洲男人排遣孤寂和乏味生活的玩物。牡丹与古典中国、赛马与中国女子交相辉映，编织出又一幅古典中国与现代欧洲、殖民与被殖民交互穿插的异位空间图景。 另外，小说中的欧洲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北京博物馆化。可以说北京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成为各种欲望交织和释放的对象。马斯科特太太(Mrs. Mascot)视北京为充满无限娱乐、获取名利、倒卖中国古董的好地方。“你在这里就像每日三餐，会品味到中世纪的氛围，与此同时享受着20世纪带给你的舒适。从家门走进胡同，你感觉到世界的变幻。”(Acton，1941：229)她设想在中国的生活是色彩斑斓的，这里充满了趣闻轶事、原始的情趣和意想不到的机会。“我在中国，龙的故乡。太神奇了!虽然我是北京老客，但我仍设法从中获得快乐。”(Acton，1941：7)马斯科特太太的快乐是充满了文化占有欲的快乐。北京城无处不在的异国情调丰富了她的生活，增添了她的自我满足感。她将低价收购来的古董和玉器高价倒卖给其他西方游客，借以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小说中的《玉》(“Jade”)这一章就戏剧地刻画了她利欲熏心的嘴脸。她以惯用伎俩从中国商贩手中买进玉项链，又转手高价卖给从欧洲来的王室贵族。王室贵族同样以欺骗手段将玉石项链弄断，隐藏了项链上的部分珠子。一条中国玉石项链几易其手，欧洲骗子和体面的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表露无遗。 与市侩庸俗的马斯科特太太不同，菲利普视北京为精神家园，充溢着不可言说的“道”。菲利普在喧嚣的现代都市伦敦倍感孤独，被可怕的人性冷漠包围着。到了北京他才感到激情的复苏。北京胡同的宁静和井然秩序令他体会到生命的愉悦。北京为他提供了一块远离千疮百孔欧洲的栖居地，他似乎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情真意切地讲：“中国治愈了我的所有疾患。在战争期间，我的生活犹如沙漠。北京令它开花，就像那牡丹。”(Acton，1941：121)菲利普盲目追逐清朝遗风，荒谬地错将清王朝视为古典中国的缩影。他的每样东西包括仆人和狗都有满族血统，洋人们称他为“满洲怪痴”。他领养中国艺伶杨宝琴。开始时他厌恶杨宝琴的师傅安老板。但当听说安老板是满族人时，他马上改变了态度，称自己为满洲王朝和种族的忠实追随者。他看安老板的目光也变了。“他的外表看起来不再令人反感：菲利普已经开始带着有色眼镜看他。他注意到他的一双不同寻常的手，蓄着长长的、文雅的指甲。”(Acton，1941：111)更为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杨宝琴的姥姥有一双羚羊蹄子般的小脚时，“他喜欢她的样子，虽然她没有满族血统，令人有些遗憾……她很可能忠实于满洲王朝，至少她身上没有可恶的革命劲头。”(Acton，1941：199) 马斯克特太太和菲利浦所代表的人物带着对帝都魅力和异国神韵的憧憬，将北京博物馆化。在小说家阿克顿看来，他们是在华欧洲人的典型代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为使人物可信，我只能将他们变得柔和……尽管如此，我还是因为过于夸饰而受到评论者谴责。”(Acton，1948：379)这里不难看出欧洲读者和评论界对小说再现的在华欧洲人的贪婪和奢华的不安，而各种欲望驱使和掩盖下的是对异域中国的文化和物质不同程度地侵占和挪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