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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哈姆莱特》创作时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政局，剧中新旧两位国王的统治实为同一君主政体的两个阶段。两人均通过角色扮演和安排其他人物角色扮演实施统治，这说明君主政体的统治依赖于表演和伪装。这很可能让当时的观众联想到伊丽莎白从早期到晚期统治间的转变与关联。这种转变与关联不仅使女王对君主绝对权威的笃信逐渐显现，更令人突然醒悟女王早期政治策略的欺骗本质。女王刚登基时，许多人用“混合君主政体”为女性为王辩护。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在1559年写道，政府并非女王所有，而是在其名义下运作，所以女人可以在英格兰为王。(37)可见，“混合君主政体”是女性为王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合作政权，在当时指由多位参政者的意见来牵制女王，以此保证英国的新教信仰和国家自治性。 伊丽莎白的“混合君主政体”包含了三个权利主体——女王、上下议院和女王在国会中(queen-in-parliament)。女王登基时举行神秘婚礼，寓意她与以国会为代表的英格兰结合，意味着作为男性权利主体的后者将主导并约束女王的统治。这不仅在文化、政治和宗教语境中将女性君主合法化，更催生了“全体国民”(commonwealth)概念。宗教和政治改革者们相信，英格兰所有男性将结成兄弟联盟，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推进宗教改革。“全体国民”概念中潜存反君主政体的政治倾向，而他们对自己政治身份的定义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公民”(citizen)。(38)约翰·艾尔默和托马斯·斯密斯在借用柏拉图“混合政体”概念为女性君主辩护时，甚至希望将国王“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长期分离，即在保留君主政体的同时，阻止男性君主回归。(39) 然而，处死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后，伊丽莎白对国会意见的漠视和对君主绝对权威的笃信逐渐显现。其实，女王从不在乎国会的意见。在长达45年的统治中，她只召集国会十次，开会时间总和不超过三年；召集国会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征税，以应付各种王室开销和军事开支。玛丽死后，皇家枢密院也不能再对女王建言，虽每日早晚开会，但很少激烈争论，且出席人数骤减，有人甚至请家奴顶替。此时，女王已完全掌控英格兰政治，要想谋取政治前途就须向女王献殷勤。这不禁让当年抱有共和思想的人们大失所望，他们感到早年对女王的支持完全建立在一种假象之上。女王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诗人不再讴歌女王的荣耀，政治评论普遍带有塔西佗式的悲观论调。(40)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伊丽莎白早年听命于国会只是其为巩固王位而采取的伪装。 在创作于女王统治最后十年间的《哈姆莱特》中，同样弥漫着对君主政体失望的悲观情绪。克劳狄斯的策略很像女王早期的统治：为巩固王权故意放低姿态，听从他人意见，等待机会实现君主绝对权威。其实，他宫廷中的朝臣们很少直抒己见。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和奥斯里克只是国王的传声筒：当哈姆莱特问前两人为何来到艾尔西诺，他们顿时不知如何作答，即使王子代为解释国王与王后派他们来的原因，他们却坦言从未想过这些；奥斯里克的出现只为通知哈姆莱特去参加击剑比赛。朝臣缺乏思维能力和政治想象力的原因是，在君主政体中，政治的全部就是听命和讨好国王。(41)波洛涅斯在向国王解释王子发疯原因时，堆砌大量隐喻，句子冗长。其实，他害怕国王因王子发疯而加罪于奥菲利娅与其本人。可见，即使在刚登基时，国王就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他的“建言”也贬值为献媚，这无疑暗示了克劳狄斯谦卑的虚假性。若国王成功害死王子，平息了小福丁布拉斯的军事威胁，他定会回归老哈姆莱特的“贵族君主政体”，并很可能走向暴政。 令哈姆莱特犹豫的并非是在政治上回归父亲还是叔父，因为两者实为同一种统治，而是在具备父亲的尚武精神和叔父的政治洞察力之后，他身为王位继任者却不愿为王的尴尬。哈姆莱特从童伶时下的风光中，看到了他们将来凄惨的命运；从挪威军队四处征战中，看到了国家可能因太富足而走向政治腐败；从弄人郁利克的骷髅中，看到了生前荣耀的虚幻性。在他看来，这表面与真相间的差距，就像他自己语言与行动间的断裂，即说出语言的“头脑”与实施行动的“身体”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最终演变成国王“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分裂，并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42)而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观众看来，哈姆莱特语言与行动间的断裂，就像女王统治的表面与真相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哈姆莱特的悲剧在于，他已洞见君主政体统治的虚构本质与黯淡前景，但身为丹麦王位继任者，却又不得不维护和执行君主政体统治。无奈之中，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关在果壳中却“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哈》：Ⅱ.2.265)，而伊丽莎白的臣民在丹麦王子的癫狂与犹豫之中也无法找到英格兰君主政体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