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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莱特本想用《捕鼠器》探查国王是否杀人，但表演却激发了他对王权与杀人之间道德与法理关联的反思。若《捕鼠器》仅关注国王是否杀了人，那在哑剧上演杀人时，国王就应叫停表演，哈姆莱特就应立即复仇。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观剧人物对剧中杀人场面毫无反应，他们只关心国王的观感。奥菲利娅叫道：“王站起来了！”(《哈》：Ⅲ.2.281)；王后关切地询问：“陛下怎么样了？”(《哈》：Ⅲ.2.283)；波洛涅斯赶紧叫停演出；众人应合国王的要求：“火把！火把！火把！”(《哈》：Ⅲ.2.286)。哈姆莱特则着意编导并排练《捕鼠器》，开演前还嘱咐霍拉旭仔细观察国王。这些都凸现了戏中戏的表演，实际探查了王权与杀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是评估王权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莎士比亚时期，威廉·丁道尔的英译圣经(11)和奥维德《变形记》英译本(12)中有关杀人的故事，展示了为杀人定罪的道德困境。创世纪中人类第一宗杀人案，即该隐杀死弟弟亚伯，因未道明恶行的根源而留下诸多疑点，使后世对杀人的道德评判无据可依。该隐为何杀死亚伯？耶和华如厚爱亚伯，又为何不保全其性命？他在两兄弟间有所偏爱，是否应对杀人负间接责任？既然惩罚该隐，神又为何保护他，反令他更似受神之庇佑？这些疑问令后世对杀人罪的道德追溯迷失方向。《捕鼠器》中琉西安纳斯乘贡扎古在花园熟睡时，将毒药倒入其耳；克劳狄斯用同样的方法杀死兄长，而这起谋杀则与人类第一宗凶案间有隐喻关系。国王忏悔时说：“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原始以来最初的诅咒，杀害兄弟的暴行！”(《哈》：Ⅲ.3.37-38)但当《捕鼠器》以具象的舞台表演呈现这种隐喻关系时，表演并未推进剧中人物对杀人的道德评判。奥菲利娅看了两遍杀人的表演，却仍不解其意，王后、波洛涅斯和众人对其中道德寓意也视而不见。是哈姆莱特的言辞才让王后乔特鲁德看见自己“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污点”(《哈》：Ⅲ.4.90-91)。从王子对丹麦人酗酒纵乐的批评，可知溃烂之气久已有之，老国王在位时亦是如此。丹麦王室长期对腐败与恶行的集体盲视，暗示这恶不能仅归罪于克劳狄斯个人，而是源自以其为代表的一种政治制度，即君主政体。 奥维德《变形记》中特洛伊国王被杀的故事，说明残暴的杀人手段将动摇复仇的道德正义性。书中描写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殉国的事迹。哈姆莱特初见剧团时，背诵的台词正是描写希腊人皮鲁士杀死普里阿摩斯的情形。这段台词充满血腥与残暴：“在这黑暗狰狞的肌肤之上，/现在更染上令人惊怖的纹章，/从头到脚，他全身一片殷红，/溅满了父母子女们无辜的血；/那些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街道，/发出残忍而惨恶的凶光，/照亮敌人去肆行他们的杀戮，/也焙干了到处横流的血泊；/冒着火焰的薰灸，像恶魔一般，/全身胶黏着凝结的血块，/圆睁着两颗血红的眼睛，/来往寻找普里阿摩斯老王的踪迹。”(《哈》：Ⅱ.2.487-495) 这是一幅恐怖的屠城景象，男女老幼无人幸免。文中用“父母子女”概括城中之人，凸显皮鲁士屠杀了整个族群，复仇之战变为种族灭绝暴行。正是这段王子钟爱的台词令他开始思考为复仇而杀人的道德尺度，他对演员提出的表演尺度则体现了莎士比亚对这种道德尺度隐喻式的脚注。王子一再强调表演要自然：“你不能越过自然的常道；因为任何过分的表现都和演剧原意相反，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哈》：Ⅲ.2.22-26)所谓表演自然，即表演的度与表演的目的相吻合。与此对应，为复仇实施的杀人手段也需与复仇的道德目标相吻合。但当哈姆莱特看到伶人念着台词就能激发强烈情感时，他突然意识到手段很可能背离意图，隐隐感到即使为复仇杀人，杀人也终究会颠覆复仇的道德基础而沦为暴行。 若《捕鼠器》为哈姆莱特提供了舞台空间，反思为获得和维护王权而杀人的道德基础，那对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审判则为英格兰提供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机遇。在某种意义上，苏格兰王室是英格兰王室的《捕鼠器》。这场现实中的戏中戏，不仅“捕杀”了玛丽女王，也动摇了英格兰王权权威。中世纪宇宙被视作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作为其人间代表的各国政体也必须遵循此结构中的秩序，因此处于统治地位的国王和教会被赋予至高无上的神性。15至16世纪，科学发展和宗教改革运动使此宇宙观受到质疑，王权和教会的神性也被动摇，留下的问题为：“应由谁统治”和“反叛[这种统治]是否有理有据”(13)。 1568年，苏格兰玛丽女王逃入英格兰北部，这引发了两国对何为弑君之罪的大讨论。(14)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玛丽是暴君，(15)并犯杀亲罪(parricide)，建议伊丽莎白尽快处死她。布坎南在主张废黜玛丽的政治手册《对苏格兰玛丽女王行为的调查》(Ane Dectectioun of the Duiges of Marrie Quene of Scottes，1571)中，将暴君定义为无法控制个人情感的君主，并提出民众有权抵制暴君。这一建立在政治契约理论上的观点是当时共和思想的萌芽。(16)而罗斯主教约翰·莱斯利指出，与玛丽同父异母的莫里伯爵犯了反抗君主之罪，并暗示莫里是幕后凶手，意图以此毁掉女王声誉，以便取而代之。事件真相扑朔迷离，但布坎南与莱斯利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玛丽是否杀亲，而在于民众是否可反抗并处死君主，其核心问题为王权来自民众还是上帝。若来自民众，君主在获得王权之时，就以某种方式与民众达成契约，若君主违反契约，民众就有权采取行动反抗已变为暴君的君主。若来自上帝，民众则无权对上帝的选择(选谁为王)和安排(安排国王如何统治)提出质疑，即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挑战君主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的论著出版时有被当局修改并去政治化的嫌疑，英格兰王室努力将事件刻画成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君主的个人性格悲剧，以免事件可能引发对君主政体本身合法性的讨论。(17)关于玛丽女王是否有罪、是否可因此而被处死的争论，从1567年王室命案发生一直持续到1586年8月，当时玛丽企图动用国外武装力量出逃，并同时暗杀伊丽莎白。英格兰国会再次要求处死玛丽，伊丽莎白百般无奈之下认同了此判决。她清楚这是把双刃剑，处死玛丽虽排除了对其王位的威胁，但也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民众可以审判王权。处死玛丽并不能改变女王的困境，反让英国王室在完全失去罗马教廷的庇佑之后(18)，又陷入受制于民的尴尬境地。 欲通过《捕鼠器》探究杀人是否可维护丹麦王权的哈姆莱特，与欲通过处死玛丽女王维护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处境何其相似。王子虽通过戏中戏“捕捉”到了叔父的罪恶感，但也同时察觉复仇的法理困境。《捕鼠器》中，贡扎古被侄子毒死，这反而暗示哈姆莱特欲杀国王。毫无疑问，令国王感到恐惧的不仅是谋杀的控诉，亦有王子对其王位和生命的威胁。国王欲通过暗示两人间血缘关系，重申王子是王位继任者的承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