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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哈姆莱特》创作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英格兰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通过戏中戏、戏中仪典和角色中的角色扮演这一系列剧内表演，探讨了获得和维护王权手段的道德与法理依据，展示了王权神性的建构过程，探寻君主政体形式的各种可能。哈姆莱特的悲剧并非在于其优柔寡断的性格，而在于其身为丹麦王位继任者却洞见君主政体统治的虚构本质与黯淡前景。哈姆莱特的悲剧以隐喻的形式暗示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君主政体困境：通过表演实现的统治终将在表演中瓦解。 关 键 词：王权/君主政体/表演/《哈姆莱特》/莎士比亚 作者简介：刘思远（1976- ），女，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读博士、讲师，研究领域为英国戏剧，近期发表论文有《从“食欲”到“餐桌礼仪”——论〈认真的重要〉中的喜剧性》(载《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年，王位继承问题再次成为英国社会最大焦虑。苏格兰斯图亚特王室对英格兰王位的觊觎、埃塞克斯公爵的密谋、年逾六十的女王一直未婚也无子女——这些都让王位继承问题更显棘手。因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讨论王位继承问题，这种社会焦虑遂以更为隐秘的形式出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哈姆莱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 《哈姆莱特》剧情旁支繁多，人物性格不统一。有人认为这是莎士比亚无法将各种素材融为一个整体所致。该故事取自萨克索·格拉玛蒂科斯和贝尔福里斯特的《悲剧故事》。在《哈姆莱特》之前出现过多个类似情节的剧本，其中数《前哈姆莱特》最为有名，该剧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增加了雷欧提斯、鬼魂、《捕鼠器》以及奥菲利娅溺亡等人物及情节。莎士比亚保留了上述修改，另增了海盗们、小福丁布拉斯和掘墓人，并加长了哈姆莱特的内心独白，去除了王后自责并帮助王子复仇这个情节。①正是这些旁支使该剧获得自省力，为“元戏剧”(meta-theatre)批评提供了可能。②“元戏剧”批评考察剧作如何突破既有戏剧模式，成为理解“文化发展脉络和作者本人思想意识”的途径。该理论认为，戏剧即生活本身，某一时期的众多剧作构成了“戏剧/文化综合体”(drama/culture complex)，其中“包含了艺术传统、意识形态、社会习惯与宗教信仰”，是“丈量现实的尺度”。③据此，分析剧中多种“元戏剧”形式，即戏中戏(play within a play)、戏中仪典(ceremony within a play)和角色中的角色扮演(role-playing within a role)，④可使《哈姆莱特》回归历史语境，因为这些形式不仅是作者突破既有戏剧传统的艺术尝试，更是当时英格兰人进行政治思辨的舞台。 这种思辨始于对王权继承的焦虑，并逐渐发展成从历史、神学和法理等方面对君主政体的彻底反思。简而言之，王权指国王(或女王)统治国家的权利，是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君主政体指由一人统治整个国家或享有整个国家主权的政治体制。⑤若哈姆莱特复仇的核心问题是克劳狄斯是否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王权，那显然在其求证过程中，对王权传递合法性的质疑最终转变为对君主政体本身的质疑。安德鲁·哈德菲尔德通过比照该剧各版本与苏格兰史、罗马共和史，揭示了该剧探寻如何解决英格兰政治困境，为当时英国共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依据。⑥但由于考虑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过程中相关文献被当局操纵并去政治化这一可能性，其研究结论停留于王权继承的政治困境表象，忽略了剧中由王权继承而引发的对君主政体本质的思考。本文试图在此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哈姆莱特》中各种剧内表演，展现莎士比亚从政治困境表象到君主政体本质的思考。莎士比亚正是通过戏中戏《捕鼠器》的编导和表演、克劳狄斯在各种仪式性活动中的自我展示、新旧两位国王对丹麦君主政治身份的扮演等一系列剧内表演，思考获得和维护王权手段的道德与法理依据，认清王权神性的建构过程，探寻各种君主政体形式的可能性。换而言之，《哈姆莱特》中的各种剧内表演以隐喻的方式向莎士比亚的观众展示了英格兰君主政体的过去与当下，并努力想象这一政体的未来。 莎士比亚通过戏中戏《捕鼠器》，探讨获得与维护王权手段的道德与法理基础。这首先涉及王权继承方式。自古，欧洲各国主要采用推举和继承两种方式确立王位。哈姆莱特清楚，丹麦通过推举选出新王。怎样的人能被举为王呢？从他对父亲的描述可知一二。老哈姆莱特有“太阳神的鬈发”、“天神的前额”、“战神一样威风凛凛的眼睛”、“神使一样矫健的姿态”⑦——这是位骁勇善战的国王。可见军事才能是王者必备条件。但此标准若与推举制结合，则可能暗示，凡对国王不满并具军事才能的王室成员皆有望被举为王。怀疑父亲死因、对国王心存不满的王子很可能有类似想法，弑君则是实施这种想法的必然手段。感到威胁的新王边承诺哈姆莱特将是王位继任者，边施计暗算他；这让人联想到苏格兰国王肯尼思三世(Kenneth Ⅲ)⑧。16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对其评价多为负面，并非因其改变了王位继任方式，而是因其通过谋杀未来君主实现这一改变。布坎南认为，弑君这种有悖自然法⑨的手段，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法理上，都动摇了肯尼思三世统治的合法性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