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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与昼的辩证隐喻 从根本上说，世俗启迪的辩证原理相似于克里斯蒂瓦的“卑贱论”：就是在“心甘情愿地醉心于迷狂的同时，在激情之中极力清楚地表述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并刻意反对它”(20)。这意味着迷狂与清醒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获得世俗启迪的关键，而本雅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旨在寻找一种肯定的历史，在激进的历史动力驱动下超越当前否定的经验形式，因为当下具有欺骗性的幻象蒙蔽了个体，让他们满足于不断更新的美好假象： 根据一些明确的观点，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其不同领域而言，都很容易确定对立的种类划分，一方面是有成果的，向前看的，有生命力的，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个时代的徒劳的、倒退的、已死的。即便肯定的一面也只能在否定的一面的衬托下才能清晰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每一种否定也只能在有生命力的、肯定的方面的衬托下才有价值。因此，具有决定性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对这种清晰区别开来的否定方面进行一种新的种类划分，变换一下视角(而不改变判断的标准)，就能从否定的因素中揭示出肯定的因素，甚至不同于以前表示的因素。(21) 变换视角以便在否定的经验形式中看到进步的因素：本雅明的辩证原理就是要把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结合起来。《夜林》中自诩为“人之垂钓者”的奥康纳医生就是用本雅明所说的辩证态度，去观察并亲历混沌多元、越界怪诞的巴黎地下世界的。他本人更是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的混合体：身为天主教徒，却热衷于做流产手术；自称妇科医生，却痴迷于死亡和黑夜；为自己不是女人而深感悔恨，对爱和幸福持厌倦和讽刺态度；虽是一个来自旧金山的爱尔兰后裔，却是放眼四海的世界主义者，而身在巴黎，所有精神和物质诉求却只满足于一边是教堂、另一边是法院的一个小广场。他在这座象征着规训(教堂)和惩罚(法院)的属于他的“小城市”(小广场)里游荡，渴望接触各式各样的卑贱的边缘人物，目的是要在这些人身上提炼出“把昼变成夜”的现代魔力，颠覆宗教神圣的等级制，满足世俗的创造欲望。 这种世俗的创造欲望在奥康纳医生身上体现为易装变性的癖好。巴恩斯这样写道，“身着女性法兰绒睡裙”的奥康纳躺在床上，他的“头和一双过大的黑眼睛，完整的青铜色面颊和下巴，都被埋在半面拖到肩膀的金色假发之中，那假发披落在枕头上，影影绰绰能看到卷起的柱型。他重彩浓抹，涂着眼影”(Nightwood: 71)。这样的形象让我们不禁想起《尤利西斯》中的布罗姆，他在身着男装的贝拉·贝洛奚落玩弄下变成了一个装腔作势、身着紧身衣的女人，要和妓女们一样“戴上假发、唱着歌、喷上香水、扑上香粉、刮掉腋毛”(22)。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这种易装现象不仅象征着一种变态的性行为，而且是变态者采取的一种反抗社会的表现形式，以扭曲的行为对抗扭曲的社会，以此表达他们受困于身体的灵魂。甚至连奥康纳的房间也“彰显着被他所占有的印记”(Nightwood: 71)，“仿佛是一座被诅咒的坟墓”(Nightwood: 70)。这座压抑的坟墓里装满了女性服饰，医用器皿，几乎堆到房顶的破旧书籍，一把生了锈的镊子，一把损坏了的手术刀，一根导尿管和另一些莫名其妙的器具，20多件女人玩意儿：几乎是空瓶的香水、发油、面霜、胭脂、粉盒和粉扑；小立柜半掩的抽屉里挂着蕾丝手链、丝带、袜子、女士内衣和腹带；还有床头装满了污物的马桶；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复杂纠结的符号体系，表明房主或受过粗暴的性侵犯，或经历过令人胆寒的极端腐朽堕落(Nightwood: 70-71)。医生的房间诡秘阴森，既是他的“闺房”，又是他的兽穴；既是他行医的场所，又是他欲望的陈列馆；现代的医疗器械和浸透着性意象的女性服饰的并置，使其成为神秘夜林中的一幢哥特式建筑，而各种器械的斑斑锈迹和残缺损坏则表明现代科学在原始欲望面前的无能为力，更说明这位集牧师、妇科医生、性专家、精神分析专家于一身的房主已经和这些器械一样沦为污物，散发着末世的忧郁和腐朽。 然而，这怪异神秘、藏污纳垢的地方却爆发了“变昼为夜”的现代魔力。奥康纳仿佛一个现代的炼金术士，他要用“欧洲城市世俗、感性、超道德的文化”取代“美国狭隘、伪善、瘫痪的清教文化”。(23)为此，他并不需要理性的分析或哲学的思辨，而只需要把这番景象描述出来：巴黎街头的夜的景象，那是整个世界都愿意效仿的。用奥康纳的话说，“夜和昼是两种旅行，只有法国人——尽管常常贪于表现勇气、打架斗殴——才在黎明时分留下夜与昼的证据。我们是为了白昼而销毁黑夜；法国人则不然”(Nightwood: 74)。白昼是醒着的时间，理性支配的时间，正常人从事各种工作的时间，而“醒”、“理性”和“正常”的对立面，则被定义为反常、耻辱、堕落，只能在暗不见光的黑夜或都市的边缘寻找生存的缝隙。在巴恩斯眼里，美国人试图用白昼的理性和秩序扼杀夜晚的野性和肉欲，他们把二者截然分开，为了白昼的稳定而把夜晚的无序撕得粉碎；而任何人如果想要跨越昼与夜的界限，把理性与荒诞、秩序与混乱、正常与反常、善与恶混杂起来，都会被看做是罪恶和病态，受到规训和惩罚。只有法国人能够把昼与夜结合起来，因为他们选择了黄昏和黎明，那是昼与夜的交合点。 如此看来，“夜林”之“夜”就具有了隐喻的性质。如果我们把白昼看作现实的存在，真实的物理空间，理性的意识世界，那么，黑夜就是虚构的存在，虚幻的精神空间，混乱的无意识世界。作为个体的人游离于黑白之间，没有固定的身份，缺乏深邃的思想，遭受偶然命运的打击；他/她需要获得自由、独立和尊严；他/她需要摆脱困惑、否定和欺骗；因此，他/她需要宗教的拯救，用道德的冷淡扑灭熊熊的欲火，藉忏悔的希望步入极乐的未来。教堂或许就是为了这样的救赎而存在的。然而，《夜林》中的罗宾在象征着白昼的教堂与象征着黑夜的巴黎地下世界之间游荡，虽然走遍了欧洲一个又一个教堂，却发现她受困的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罪孽和救赎不过是空洞的概念，而惩罚或饶恕都无法使她摆脱现代性这片巨大的精神荒原。她终于在昼与夜之间徘徊许久之后堕入巴黎的地下世界，游荡于酒吧、咖啡馆和妓院之间，沉醉于淫乱变态的生活，成为“极度孤独和自负的困在女性皮肤之下的野兽”(Nightwood: 131)。罗宾从表面看似乎代表了原始的动物性，但她实际上既是“萦绕别人灵魂”的鬼魂，又是“一颗被鬼魂萦绕的灵魂”。她由于原始本能的驱使而破坏性地走向非理性、神秘主义和狂迷，而豪饮、淫欲、野性使她进入了无意识，受其自动驱策而无法自控。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分析中，她无疑代表着象征邪恶的本我，而跟随她走进贫民窟、阴暗的街道和隐蔽的内室、试图把她从黑夜拉回到白昼的女友诺拉则无疑是控制着本我的超我，而真正的自我却在原始本性与道德规训的争斗中消失殆尽了。 小说结尾时，“夜的世界”的首领、被标榜为“黑暗之神”的奥康纳来到巴黎第六大道的玛丽咖啡厅，向酒徒们宣讲生命的意义和历史的记忆。他自诩是“具有史前记忆”的一个人，“只在夜间才出现的蜷缩的野兽”；他仿佛生活“在大雾之中”，生活在“一个悲惨和堕落的年代”，一个“该诅咒的岁月、血腥的时代”里。“结束了。我已经做了我不想做的事，成了我不想成为的人——主啊，把光熄灭吧——我站在这里，破衣烂衫，饱经风霜，啜泣着，现在明白了我并不是我想是的人，不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好人，而是什么都没做的被冤枉的人。”(Nightwood: 146)奥康纳的酒后真言和癫狂的忏悔，他的史前记忆和愤世嫉俗，他的自我觉醒以及对“即将升起的新月”的期待，都发自一个在巴黎街头漫步并在室内从事“炼金术”的现代医生的肺腑。小说以犹太人菲利克斯的家世开始，以“具有史前历史”的现代炼金术士的自白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循环，“夜林”中的卑贱群体也似乎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轮回：医生奥康纳在似乎理解了生活的真谛之后陷入了虚无；犹太人菲利克斯仍然执迷于宗教的永恒；诺拉还漫步于城市和乡村，寻找罗宾的踪迹；而罗宾则依旧漫无目的地旅行，穿行于旅馆和教堂之间，与看不见的东西约会，与不洁净的精灵媾和，有时甚至睡在林中，仿佛滴入池塘里的一滴水，彻底地抹灭自己的人性，最终在与诺拉的狗交媾后回归了野性，完成了从自然到城市、从街头到室内、再从室内到荒野的一次轮回。 在评价巴恩斯的历史观的时候，朱莉·亚伯拉罕指出，“对巴恩斯而言，历史总是至少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历史是固定的、精确的、不朽的，是权力的来源；另一方面，历史是混乱的、破碎的、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24)。巴恩斯小说中浸透的历史既包括基督教、异性恋、男权社会等主流文化的历史叙述，也包括犹太人、同性恋、女性等卑贱阶层的边缘话语，是“讲给世界听的关于世界的故事”(Nightwood: 145)。奥康纳在小说开头就对历史和传奇做了区别：“想想那些并不重要的故事吧！虽然人能够记忆(除非他不记得自己)，但它们却被遗忘了，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发生在拥有权力或头衔的人身上——那些故事我们称之为传奇，那是最幸运的穷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结果。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历史，是高贵者和权势阶层的最好结局。传奇是未经删节的，而历史则由于其表演者而失去了童贞。”(Nightwood：13-14)传奇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真实记录，历史是人为讲述的；传奇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因此是“未经删节的”，历史则替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了修改，因此“失去了童贞”。统治阶级的历史是歪曲的历史，分解的历史，不完整的历史，是出于自己阶级的需要而编写甚至是杜撰的。这就是为什么哈帕斯堡的卡罗琳“身首三处”，而“我却是完整的一块！”(Nightwood: 148)。但前者“身首三处”恰恰是为了进入历史的记载，她是统治者；而“我”的完整却仅仅是为了忘却，“我”是在统治者的脚下被践踏过的人。本雅明在分析历史留下的文化财富时说： 这些财富的存在不仅归功于那些伟大的心灵和他们的天才，也归功于他们同时代人的无名的劳作。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正如文明的记载没有摆脱野蛮，它由一个主人到另一个主人的留传方式也被暴力破坏了。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尽可能切断自己同它们的联系，他把同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视为自己的使命。(25) 伟大的心灵和天才离不开普通人的无名劳作；英雄的历史必然伴随着野蛮的暴力。一切避开后者而为前者歌功颂德的历史都是“失去童贞的”历史。这种批评观念必然促使本雅明回归生活经验本身，回归生活中具有革命意义或“世俗启迪”的事件。他带着寓言家的睿智洞察琐碎的生活，在堕落、停滞、废弃、遗忘的事物中挖掘其蕴含的救赎意义。在本雅明看来，“只有被救赎的人才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过去，也就是说，只有获救的人才能使过去的每一瞬间都成为‘今天法庭上的证言’”(26)。被救赎的人不仅注视着当下的世界，还能瞥见从过去到现在所有被压抑、被排斥的记忆。奥康纳充满忧郁的目光不但凝视着当下城市“夜林”的经验事实，更保留着死者的“史前”记忆；他能在自我觉醒的瞬间捕获一种记忆，并对那种记忆予以生动形象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那种记忆出现时被历史选中的人，因而能够在酒吧、咖啡厅以及私下场所讲述这种记忆，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巴恩斯捕捉的正是本雅明所说的“被压迫阶级本身的记忆”，是奥康纳记忆中卑贱人群和边缘群体的“命运和历史”，是菲利克斯记忆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和被忘却，也是令统治阶级憎恶和恐惧的“颓废和腐朽”的艺术。如果说梦与醒的临界状态为普鲁斯特开启了非意愿记忆的通道，让他得以在当下重塑过去的时光，那么对于巴恩斯而言，那片窝藏了混乱无序、堕落淫秽、精神失常、冷漠厌世、病态欲望的“夜林”同样蕴含着重塑历史的契机，那是夜与昼衔接的黎明，是集体历史同个体命运交织的政治无意识，是平凡琐碎中爆发出来的世俗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