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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说，托洛茨基虽然缺乏专业批评家的对话精神，虽然缺乏让人觉得亲切的幽默感，但却是一个懂文学的人。像他这样鉴赏能力很强、文学修养很高的人，在“苏联”的领导人中，并不多见。列宁和布哈林是懂文学的，斯大林半懂不懂，日丹诺夫焚琴煮鹤，至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辈，则粗鄙无文，无与于风流，有伤于雅道，何足挂齿。 托洛茨基的懂文学，既见之于他对一些文学艺术问题的颇有见地的理论分析，也见之于他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独具慧眼的评价。例如，他在批评叶赛宁的时候，谈到了“意象主义”与“形象过剩”的问题。他说：“尽管表现不一，但意象主义都负载着过重的形象，以至于它的诗都像一头驮畜，因此行动迟缓。形象过剩的本身绝不是创造力的证明：恰好相反，它可能源于诗人技巧的不成熟，这样的诗人面对他所无力艺术地把握的事件和感情而感到手足无措。”[65]这是一段含思想含量很高的理论判断，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美学素质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它潜含着这样一个命题：技巧即恰当地处理形象，即懂得如何用轻盈的形式承载丰富的思想；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具体认识“意象主义”诗歌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小说叙事在内的所有文学样式都可能存在的问题。所谓技巧，即分寸感。对分寸感的强调，也是托洛茨基懂文学的一个证明。他批评“未来主义”太爱夸张：“艺术中的分寸感相当于政治中的现实感。未来主义诗歌的主要毛病就是缺乏分寸感，甚至在其最优秀的成果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毛病。”[66]他之所以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把握分寸感：“托尔斯泰的文笔亦如他的全部天才一样，平平稳稳，从容不迫，像当家人一样节俭，但是并不吝啬，并不是禁欲主义的，很有力，不过经常显得笨拙和晦涩——总之，是那么简单明了，而且就其效果而言又总是那么无与伦比!”[67]在这段话里，除了“不过经常显得笨拙和晦涩”一句与前后文圆凿方枘，相互抵牾，其他的判断，都属于对托尔斯泰评价的不刊之论。 然而，托洛茨基太傲慢了。他的内心有太多的偏见。正是这些偏见，使他蔑视一切，竟然将莎士比亚也归入个人主义一类。政治家的自信和雄心，也害了他，使他产生了一个可笑的幻觉：可以用政治的羽扇，扑灭文学的天火。托洛茨基将文学纳入到阶级的语境里和政治的框架里，“背叛了”文学。他成了一个挥着鞭子大喊大叫的驯兽师。他要把猛虎驯化成绵羊，要把骏马驯化成绕着磨盘转圈儿的毛驴——他要让文学穿上制服，要把天性自由的作家，驯化成服从命令的“战士”和循规蹈矩的“干部”。一个颟顸的驯兽师，让人看见了“革命”对文学的偏见，看见了政治家对文学家的傲慢。由于失去了文学批评家应有的客观态度和专业气质，他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赞歌般的高谈阔论自圆其说”[68]。就此而言，他的《文学与革命》所包含的，是值得反思的教训。 如何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道德精神与思想状况的重要尺度。一个具有高度成熟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一个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秘密有深刻洞察的人，都不会是一个对“手段”毫无限制的“唯目的论者”。因为，目的的正当性规范着手段的正当性，而手段的正当性也影响着目的的正当性。伟大的目的需要用伟大的手段来完成，而伟大的手段绝不是那种不受限制、“不计后果”的手段。在一切手段中，随意剥夺别人生命权的暴力主义手段，是与解放人的伟大目的最为矛盾的手段。也就是说，正当性的手段一定是服从严格制约的人道主义手段。然而，托洛茨基却是一个无限制的目的论者，即为达目的手段是不受限制的，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他是一个“目的即手段”论者：“凡真正能实现人类解放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69]正是这种“只要目的正确，一切手段皆可”的理念，造成了他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狭隘的理解和阐释，也正是这样的理念，给“大清洗”的制造者提供了伦理支持和合法性依据。 在这样的“目的高于一切”的极端功利主义的规约下，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必然充满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和混乱。一方面，他说，“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70]另一方面，他又说，“如果说，革命在必要时有权摧毁桥梁和艺术纪念碑，那么它对任何一个有可能瓦解革命阵营，或者会使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等革命的内在力量相互敌对的艺术流派自然不能不加以干预，无论其形式上的成就有多大。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指令性的和不容置疑的”，[71]甚至说，“既然所谈的是政治上利用艺术或不许敌方利用艺术的问题，党是有足够的经验、嗅觉、决心和手段的。”[72]事实上，到了1924年，他在发表《论文学和俄共的政策》的讲话的时候，就完全表现出一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腔调：“谁反对我们，谁就不是同路人，谁就是敌人，我们就要在必要时把他驱逐出境，因为，革命的利益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律。”[73]另外，他在阐述“传统文学”与“无产阶级新文学”和“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永远结束阶级文化”等矛盾问题的时候，都表现出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混乱，甚至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虚无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倾向。这种混乱和倾向，是由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带来的，也是由他自己的认知方式的局限造成的。 弗兰克在批评“虚无主义的伦理学”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他们来说，所有超验的、彼岸的、具有真正宗教意义的内容，任何对绝对价值的信仰，都是直接的、可憎的敌人。以禁欲主义的方式苛待自己和他人，狂热地憎恨敌人以及与之观点相左的人，代以宗派的残暴，拥有无限的专制权力——它由绝对正确的意识支持，这一修道士团体致力于使尘世的、过于‘人间’的、对‘唯一一块面包’的期盼得以满足。”[74]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托洛茨基主义在道德上的困境，也有助于我们考查和评价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禁欲主义，斗争的渴望，宗派的残暴，狂热地憎恨敌人，绝对正确的意识，无限的专制权力，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是都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托洛茨基的文字里吗? 1936年，被斯大林放逐的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书。在这本书里，他也谈到了知识分子，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这次他开始为知识分子辩护了。他把斯大林当做迫害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暴君。他说：“精神创造要有自由才行。……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终地和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75]然而，“目前的统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创作，而且还要规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挥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科学农业和音乐方面。”[76]他揭示了这样一些悲惨的真相：一些艺术家自杀了，一些则沉默了，并进而总结道：“苏维埃艺术生活是一种殉教史。”[77]他将所有的责任和罪孽都归到斯大林身上。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他是不是偶尔也会反省自己，也会想起自己在《文学与革命》中对知识分子所说过的那些极为不敬的话? 关于《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的波兰裔传记作者多伊彻却赞誉有加，激赏不已。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多伊彻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文学与革命》，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在今天，托洛茨基写成这本书将近四十年，这本书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是对俄国文学史上革命狂飙时代的回顾，而且也是预先声讨斯大林扼杀艺术创造的檄文，但最主要的是，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这本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文学艺术的亲切情感、独到的观察、令人陶醉的神韵和妙语，而且在书的结束语中想象力达到罕有的崇高诗意的境界。”[78]这里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浮枵不实的。多伊彻制造了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先知”神话，然后自己深陷其中，茫然不能自拔。似乎，苏联后来发生的一切悲剧都被伟大的“先知”预言过了。在他笔下，托洛茨基不仅是暴君的无所畏惧的敌人和挑战者，而且还是真理的生产者和批发商。他从来就不曾换个角度想一想：难道托洛茨基仅仅是个受害者吗?他是不是也曾做过加害者呢?在形成“苏联”那些巨大的政治悲剧和文化悲剧的先期阶段，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也起过推其波而助其澜的作用呢? 多伊彻甚至将“后斯大林时代”的文学的复苏，也慷慨地归功于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些著作以托洛茨基博大精深的见解、抛弃党对科学与艺术的任何干涉的明确观点而著称，因而对于当前局势也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在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都是沿着托洛茨基思想所指明的方向演变的，尽管像托洛茨基那样大胆而又非教条主义的观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苏联再度出现。”[79]作为一个为托洛茨基辩护的人，多伊彻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述，托洛茨基从来也不曾态度坚决地表达过“抛弃党对科学与艺术的任何干涉的明确观点”，而在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与其说是“沿着托洛茨基思想所指明的方向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被斯大林的错误导致的严峻的生存困境逼迫出来的结果。 多伊彻赞扬托洛茨基对“传统”的理性态度，“在文学方面，托洛茨基还向破坏传统的态度和假革命的自负与傲慢宣战”，但是，转过头来，他就为托洛茨基诋毁俄罗斯诗人和作家等“旧知识分子”的“自负与傲慢”鼓掌：他引用了托洛茨基侮辱、攻击吉皮乌斯的那一段著名的挖苦和嘲讽，然后说道：“他们还留恋着被推翻的社会制度的虚假价值，跟自己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因而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作家是又可恨又可笑的人物。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旧知识阶层中毫无价值的一切。”[80]这种将文化价值与“社会制度”机械地捆绑在一起的思维，本身就是幼稚的、反文化的。因为人家与“自己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就视之为“虚假价值”或“毫无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传统的态度”。至于托洛茨基所“创造”出来的充满偏见的“同路人”概念，更是因其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不信任，而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根本不值得赞赏。 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不是正常语境的正常产物。作为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战争思维的毒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试图建构一种文学的“革命代数学”，从而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建构一个高度精密的革命性精神语法体系，然而，动荡的时代和过度的自信，却赋予了它一种脆弱的结构、混乱的内容和粗糙的形式。它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文学的误解，而不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而基于误解的偏见和判断，给剧变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整个“白银时代”的优秀作家，被严严实实遮蔽了半个多世纪，这与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对他们的诋诬是分不开的。 置身于21世纪的阳光下，重读托洛茨基的这部产生于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著作，恍惚间有一种极不真实的荒诞感。我们从中很少看到可靠的判断，很少看到健全的精神，很少看到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虽然其中也不乏激情，不乏勇气，不乏想象力，但是，当一切都已灰飞烟灭、尘埃落定的时候，人们从中感受到的，除了强烈的失望感和深深的荒诞感，几乎没有什么包含着永恒性和普世价值的东西——这，才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托洛茨基最大的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