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的研究并不深入，尤其是对他的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对他贬低知识分子、忽视个性自由、宣扬“主宰阶级论”、蔑视文学传统的严重局限，对他的异常形态的文风和尖酸刻薄的修辞等问题，一直缺乏细致的解剖和深入的反思。 托洛茨基的文学理念，包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反映着他对知识人的态度。所以，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是考察其文学思想的一个有效角度。 尽管知识渊博，能言善辩，著述颇多，但是，托洛茨基本质上依然是政治家。像所有自大而又自卑的政治家一样，他对知识分子既不十分信任，也不十分尊重。不仅如此，面对知识分子，总是表现出真理在握的自信和改造一切的傲慢。 托洛茨基将十月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当做附皮之毛，当做统治阶级的附庸。在他看来，他们既没有独立的地位，也没有高尚的美德和从善的可能。他对这些旧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改造，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他们的本性注定是不会改变的：“从两次革命间时代的实验室，走出了‘官方的’知识分子，如我们所见，他们是这样的：在战争时期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在革命时是自私和暗中进行破坏的，是无思想和充满仇恨的，是反革命的。”[10]这就等于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怙恶不悛的敌人和坏分子，等于从阶级属性和道德上判了知识分子的死刑。由此可以看出，与所有那些敌视知识分子的政治家一样，托洛茨基也缺乏真正的现代气质和人文主义精神，是一个态度极端的反智主义者。 《文学与革命》考查和批评的对象是诗人和作家。这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落。他们内心充满介入现实的冲动，比那些纯粹的学者更敏感，也更活跃。他们有很大的读者群和支持者，是知识分子中受欢迎的一群人。托洛茨基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群人来研究，是因为他特别注意“隐藏在文学作品后面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11]，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影响着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 托洛茨基注意到了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象征派、“未来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形式主义语言学派、阿克梅派、谢拉皮翁兄弟、“锻冶场”和“宇宙派”等等，都曾引起他的关注；活跃于当时的几乎有那些所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和批评家，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全然不欣赏这些文学家。他将他们当做人格和意识上都存在严重问题的“患者”来解剖。扎米亚京、皮利尼亚克、勃洛克、布宁、别雷、巴尔蒙特、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梅列日可夫斯基、吉皮乌斯、奥楚普、拉德洛娃、列米佐夫、扎依采夫、克留耶夫、楚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等，都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尖锐批评和无情否定。他站在“革命”的高地，俯瞰“文学”的原野。他用“革命”的放大镜远远近近、上上下下地看，却既没有看见蚂蚁，也没有看见大象，只看见了乌有(nothingness)。 他蔑视几乎所有那些具有独立个性——或者，如他所命名的“立宪民主派”——的诗人和作家。他嘲笑起他们的人格、创作和生活方式来，可谓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说诗人奥楚普的诗“是不结子的花蕾”。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突然将单数第三人称改为复数第三人称，这样回答：“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创造者，因为他们不是生活的感觉和情绪的形成过程的参与者，他们只是一些迟到的坐享其成者，是他人鲜血浇灌出来的文化的模仿者。他们是受过教育，甚至很文雅的模仿者，是博学多识、甚至很有天赋的口技演员——仅此而已。”[12]显然，托洛茨基嘲弄的锋芒，不是指向“他”——奥楚普一个人，而是指向“他们”——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作家。 托洛茨基将“十月革命”当做一个伟大的开端，将“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做知识分子“失败”的“路标”。在战争和革命面前，知识分子的表现非常糟糕，显得怯懦而可笑：“真正把知识分子的恐惧融化在普遍的焦灼不安中。接着又出现了革命，革命把他们的恐惧浓缩为惊慌失措。”[13]这场革命将不仅从行政上，而且，还将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安排文学。经过了十月革命摧枯拉朽的扫荡，旧的社会秩序瓦解了，旧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一切属于旧时代和旧文学的诗人和作家，都没落了，不再受人重视了：“布宁还在吗?关于梅列日可夫斯基，不能说他不在了，因为实质上他从未有过。库普林呢?巴尔蒙特呢?奇里科夫本人呢?”[14]他们不是流亡了，就是死亡了。然而，对他们的命运，托洛茨基毫无同情，而是语气严厉地告诉人们宣布：这些人过去的历史是可耻的，未来的前途是暗淡的；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注定要被革命否定和被历史遗忘的。 托洛茨基将作家视为“精神上平庸的人”。平庸的人必然是低能的人，他们“既无社会的本能，又无概括性的意识，他们过于个人主义化而无法像群众一样地理解，他们尚未达到综合把握的程度。他们看到的是那些凹凸处，他们在这些凹凸处碰出包来，便发出哲学或美学的咒骂”。[15]他批评勃洛克“不是一个革命诗人”，一生中“内心都充满混乱”，是“真正的颓废派”，更是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在革命面前，他们毫无抵抗之力，“革命用表现破坏的呼号和轰鸣的音乐压倒了那温柔的、蚊子叫似的个人主义声调”。[16] 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来讲，个性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源泉。没有健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自由，生活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人就没有创造的力量和热情。然而，托洛茨基却敌视个性。他一开始就错误地理解了“个性”这个概念。他不知道，作为一个与集体、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相对应的概念，个性的发展及其价值的体现，完全依赖于一种不受干扰的独立性，就是说，它必须独立于集体性因素之外，而不是消融于这些因素之中。一旦个性被集体性因素所压抑、分解和整合，那么，个性就毁灭了，就不复存在了。然而，托洛茨基却看不到这一点。虽然，他也承认，“没有个性就没有作家”，但是，他又否认个性是“不可分解的”；“个性是种族、民族、阶级、时代、生活诸因素的结合——个性正表现在这结合的独特性之中，在这心理与化学的混合体世俗的比例中。批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艺术家的个性(亦即其艺术)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揭示出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17]他这不是在谈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个性，而是在解剖学的意义上谈论一具尸体的个性，或者干脆说，是在谈论一个毫无生命的物体的个性。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作家的个性天生就是消极的。他们是不习惯服从任何外在束缚和压制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然而，“革命”的首要原则就是服从，就是对组织力量的服从。这就要求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压制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此一来，文学家视为生命线的个性，以及由此个性延展出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与革命的“集体主义”和“组织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在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托洛茨基向知识分子施压——对知识分子所看重的个性、自由等价值，对个性主义的价值理念和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对来自个人精神深处的感伤和疼痛等复杂体验，他都给予坚决的排斥和彻底的否定。1923年9月19日，在为《文学与革命》所写的自序中，他提倡一种“新的意识”：“这一意识首先是与公开的或伪装成为浪漫情调的神秘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革命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集体的人应当成为唯一的主人……它是现实主义的、积极的，充满着能动的集体主义和相信未来的无限的创造信念……”[18]他要用“集体主义”和“集体的人”来否定和瓦解知识分子的“个性主义”和“个体的人”。个人主义等于自私自利，而集体主义则等于高尚无私，所以，根据这个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他从道德上宣判梅列日可夫斯基有罪：“梅列日可夫斯基只不过是一个早期的文化个人主义者。一个在与这种人相敌对的历史环境中的过早出现的西欧式的自私自利者，因为我们这里依然洋溢着集体主义的情感和情绪。”[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