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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性的比喻是他特别喜欢的一种修辞。他喜欢用让博喻和转喻互为奥援的比喻修辞，借此形成一种嘲弄的戏谑效果，甚至借以表达一种恶狠狠的敌意。托洛茨基通过这种刻薄的修辞来羞辱吉皮乌斯：“……她因自己最神圣的东西受到亵渎而将其有气无力的凶狠转化为女人疯狂的尖叫(虽然用的是抑扬格)。真的，即使这尖叫不能震撼人心，那也将会让人感兴趣，也许，一百年后的一位俄国革命史家会指出，一只钉靴怎样踩着了一个彼得堡贵妇抒情的小脚趾，这贵妇立即表明，在那层颓废、神秘、色情、宗教的外衣下隐藏着一个实在的私有者的女巫。因为这种天然的巫术，齐纳伊达·吉皮乌斯的诗才高出于其他一些更为完美，却是‘中立的’亦即僵死的诗作。”[52]在这里，“一只钉靴”和“小脚趾”，都具有了转喻的修辞意味，前者指向施暴者，后者指向吉皮乌斯。 诗人莎吉娘(1888-1982)当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年轻诗人。但是，托洛茨基对她的批评并不因此而稍显宽仁。他称她为“反动分子”，用辛辣的修辞大加嘲讽：“莎吉娘在她的文学日记中谈到了随时随地为文化而斗争的必要性：如果人们把鼻涕擤在手上，就教他们使用手帕。……但是，没有用惯手帕的(他们没有手帕!)、半文盲的无产阶级，已永远不再做上帝吩咐下来的蠢事了，正在寻找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的途径，他们较之那些最有教养的男女反动分子，不知要文明多少倍；那些反动分子会把哲学的鼻涕擤在神秘主义的手帕上，并利用最复杂的艺术招数和畏畏葸葸地从科学那儿偷来的东西使这一很少美感的动作变得复杂起来。……就本质而言，莎吉娘是反革命的。”[53]在这里，“鼻涕”和“手帕”作为转喻性的修辞，与被嘲笑和挖苦的对象，建构起了微妙的讽刺性的关联。 托洛茨基不仅蔑视人，也蔑视上帝。一切神圣的和世俗的事物，只要不符合他的伦理尺度，都会被毫不客气地视为“粪土”。由于内心充满双重的蔑视，他便用这样的比喻修辞来贬损女诗人什卡普斯卡娅的“上帝”：对她来说，“上帝是某种类似媒婆和接生婆的人，也就是说，他带有全能的长舌妇的属性。如果允许用主观主义的语调，那么我们乐意承认：这个臀部宽大女人的上帝即使不给人以庄重的印象，但也比神秘主义哲学的温床孵出的那只超凡脱俗的雏鸡更讨人喜欢。……最后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受过教育的庸人那正常的脑袋只是一个垃圾箱，历史随手把它不同时代各种成果的碎皮烂壳扔进去：这里面有启示录，有伏尔泰，有达尔文，有圣诗，有比较语文学，有二乘二，有硬脂蜡烛。一份可耻的、比穴居野人的无知还要丢人的杂拌”。[54]在这里，托洛茨基调动了比讽刺、挖苦吉皮乌斯更多的修辞手段。“有启示录，有伏尔泰，有达尔文，有圣诗，有比较语文学，有二乘二，有硬脂蜡烛”，这一连串短句子构成的排比修辞，像一簇乱箭射了过来；“媒婆”、“接生婆”和“长舌妇”属于弱性博喻，“温床孵出的那只超凡脱俗的雏鸡”、“垃圾箱”、“碎皮烂壳”则属于转喻与博喻的混合体。借助这些恣睢而粗鲁的修辞，托洛茨基表现出了对上帝、作家和女性的多重性的不尊重。这与日丹诺夫对阿赫马托娃的侮辱性诅咒，何其相似乃尔! 一个俄国的“立宪民主派美学家”抱怨自己在欧洲得和一个“长满虱子的背带商贩一同旅行”，对此，托洛茨基反唇相讥：“在历史的机关中，那个衣衫褴褛的背带商贩身上最小的虱子，也比这个通体文明、却毫无用处的孤芳自赏者更重要，也可以说，更必要。”[55]如果说，“美学家”的话讲得的确很不得体，那么，托洛茨基的讽刺性话语，就更加离谱，因为，无论怎么讲，前者还是将为自己所不屑的人当做人，而托洛茨基则不把人当人看——这里潜含着一种可怕而残酷的生命伦理：人的价值是可以低于虱子的，如果需要，甚至完全可以将他当做“虱子”来踩死。正因为缺乏平等而仁慈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因为经常性地抱着蔑视生命的态度，所以，他说那些苏维埃政权的“归附者”——像法国大革命期间归顺革命的保皇主义者一样——“整整一个阶层”，都是无用和低能的，“将成为新文化的肥料”。[56]无论是将人比作“虱子”，还是将人比作“肥料”，所显示的都是一种冷酷的态度，都是缺乏教养的修辞。 罗扎诺夫(1856-1919)是俄国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是俄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和教育家，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品格的塑造者之一。他的论著涉及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社会与国家、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他的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的文章，作于1892-1918年间，基本上反映了罗扎诺夫的思想历程，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面貌。这些论文比较全面地表达了罗扎诺夫的文学思想，展示了他挥洒自如的批评方法，反映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和俄国文学批评的巨大贡献。 然而，在托洛茨基眼里，罗扎诺夫却一无是处，一钱不值。他用尖刻的语言诟詈罗扎诺夫：“罗扎诺夫是一个明摆着的败类、懦夫、寄食者、马屁精。这些构成了他的本质。他的才能超不出这一本质的表现。……罗扎诺夫以其精神的寄生、奴颜婢膝和胆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那些人的基本特征，即面对生活的胆怯和面对死亡的胆怯。”[57]如此诋诬，犹嫌不够，他使出了更具文学性的比喻修辞和描写手法：“罗扎诺夫身上最实在的一点就是：在权势者面前他一辈子都像一条蛆一样蠕动。这是一个类似蛆虫的人和作家：蠕动着，滑溜溜的，粘乎乎的，根据需要而收缩或伸长——一条蛆，令人厌恶。”[58]托洛茨基的措辞已经突破了人类文明教养的底线。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悖论：当他如此快意地陶醉于对一个无辜的人的诋毁和侮辱的时候，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也是跟着一起打折扣的——甚至，他在道德上付出的代价，远比被侮辱者要大。 托洛茨基缺乏认真理解作家的耐心，缺乏深入肌理解读文学作品的实证精神。他喜欢凭着感觉描述自己的体验，而描述的方式多是主观化和情绪化的。狭隘的政治尺度和趣味标准，使他对于不同于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作家和作品，往往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他对“扎根于过去”的保守的“乡土派”别雷没有好感，没有从他的作品里发现任何诗意的东西和深刻的思想：“在这个群众和速度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界的真正创造者的时代，这种顾我自恋的不能脱俗的忙碌，这种对自己精神生活中最平庸事实的神化，总归是令人讨厌的……”[59]他这样评价别雷的《彼得堡》：“读这本书是一种苦役。……这就好比您被人带着通过烟囱进入一所房子，进去之后您却发现房子有门，从门口进去要简单得多。”[60]事实上，托洛茨基的这种阅读上的不适和抗拒，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对别雷的诚笃的宗教精神和对革命的保留态度。你看，别雷对革命的态度简直太傲慢了，他竟然想用自己的思想来指导革命：“别雷企图神秘地高踞在十月革命之上，甚至想顺便收养十月革命，给它指出在其他尘世之事中的地位，而他认为那些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都是‘小事’。这一企图一落空——怎能不落空呢!——别雷就变得凶狠起来，这一过程的心里构造，与一个会跳舞的玩具的内部构造一样简单：几个小孔，几根弹簧。……是的，一个勉强作出的鬼脸，一种清醒的装疯卖傻……而且还是做给经历过革命的人民看的!”[61]他最后甚至这样诅咒别雷：“别雷已经是一个死人，在什么样的圣灵中他都难以复活。”[62] 托洛茨基的文体和修辞，作为一种严重的语言病象，启发人们扩大质疑的边界：这究竟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偶然现象，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普遍现象?它与革命的暴力语境有什么关系?作为一种以解放人为目的的崇高行为，革命是不是一定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文质彬彬”，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不是无可避免地要带来一种伴随着侮辱、嘲弄、中伤和诅咒的低级的修辞风格? 托洛茨基曾经写过一系列有关革命后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文章(结集为《日常生活问题》出版)，其中就涉及了“文明与礼貌”、“俄语中的骂街”等问题。托洛茨基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是会影响“国家大事”的，而粗暴的骂街的污言秽语，则根本不利于创造“新生活”，所以，要“为反对‘下流语言’而斗争”，因为这“是心理卫生的必要条件”[63]。托洛茨基还分析了“下流语言”产生的原因：“粗话和骂人都是奴隶地位和蒙受耻辱的产物，是对人的尊严——自己的尊严和别人的尊严的侮辱。……我国下层阶级的污言秽语是失望、痛苦的结果，尤其是毫无希望和出路的奴隶地位的结果。我们上层阶级的污言秽语，出自达官贵人和政府官员之口的污言秽语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们的骄奢淫逸和不可动摇的权力的直接结果。……俄语中这两股骂人的语流——肠肥脑满的老爷、官吏和警察的骂人语流和人民大众的饥饿、绝望和备受凌辱的骂人语流——将整个俄国生活涂上了一层可鄙的色彩。”[64]但是，仅仅从静态的“阶级”结构能够说明全部问题吗?他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具现实感的问题：不那么“雅致”的大规模的暴力运动，是不是也为“骂街”提供了土壤?是不是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从行为和话语两方面施暴的野蛮冲动?是不是在形成骂人的“下流语言”方面，也起了同样严重的消极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就连托洛茨基这样有修养的革命领袖也骂人，不仅在庄严的写作中骂人，而且还骂得如此尖酸刻薄、如此酣畅淋漓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