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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审判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妖魔化手段，从道德和政治两方面将托洛茨基彻底污名化，使他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罪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其卫星国家，“托派”、“托洛茨基主义”都是严重罪恶的代名词：“赫鲁晓夫及其朋友仍竭尽全力保持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诅咒。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他们都指责对方为托派分子，好像他们两人全力提供的至少是托洛茨基及其思想提出的那些有生命力的问题的消极结果似的。”[3]这种声势浩大的污名化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如此严重，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提到“托洛茨基”这四个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异样的甚至不祥的感觉——谁与“托洛茨基”四个字沾上边，谁就会大倒其霉：轻者，一蹶不振，终生坎壈；重者，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作为“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曾经与列宁齐名。他把革命当做最高的信仰，把斗争当做最大的幸福，为苏维埃革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决定命运的三年里，他乘坐着一辆军用专列，沿着8000公里的前线行进，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4]他的内心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至死不渝地坚持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将“世界革命”和“继续革命”当做不容背叛的原则。他比斯大林资历更老，更有学识，也更有教养。他的人格固然并不绝对完美，有着自负、刻薄甚至冷酷的性格缺点和道德缺陷，但也绝不像他的政敌所说的那样邪恶，那样一无是处。 在残忍的权力斗争中，谁更凶暴无情，谁更阴险卑劣，谁就更有可能笑到最后。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传》中说：“毫无疑问，对人的、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谓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当斯大林被监禁在巴库监狱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间囚室的一个人曾经梦想革命。当时名叫柯巴的斯大林出其不意地问：‘你渴望血吗?’他拿出藏在靴子里的一把刀，高高地提起一直裤脚，在腿上扎了一个深而又长的切口。‘这是血，给你。’在他当上苏维埃要人以后，他在他乡下的家里，以割断羊的喉咙或将煤油倒在蚁冢上放火去烧来取乐。”[5]与这样一个人在权力角斗场上交手，托洛茨基的失败和流亡，他的蒙羞和被暗杀，简直就是注定的。 托洛茨基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遗产犹存。在他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中，革命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命题，而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则是他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他把文学当做展开革命活动的特殊领域，当做宣传革命思想的特殊阵地。通过对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种种文学现象的批评，他表达了革命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要求，表达了自己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理解。他有着充分的理论自信，试图为新的革命文学，建构一种绝对正确的“革命代数学”。 托洛茨基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观点，完整地见之于《文学与革命》一书里。对他来讲，写作并出版这样一部书，绝不是一件基于个人兴趣的单纯的学术事件，而是意义重大的文化事件和政治事件。1922年夏，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部书，托洛茨基甚至拒绝担任列宁的副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因为连续请假而遭到政治局的谴责。[6]此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收集了在1922年和1923年两年间所写的文章；第二部分，是他在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4)所写的文章。 托洛茨基是“苏联”文学意识形态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分析方法、话语风格和文学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学批评。韦勒克说：“托洛茨基指名道姓审视当代俄国文学的时候，对主要作家加以分门别类，其方式似乎已为所有后来的作家所接受，虽然他们不可能或者并不希望沿用他的激烈的语言。”[7]事实上，日丹诺夫等意识形态官僚很喜欢托洛茨基的激烈语言，而且，还能得其神髓，青胜于蓝。他的理念和方法，启发了极具才华的批评家亚历山大·沃隆斯基——他在建构“新现实主义”的时候，就不仅接受了他对“新人”和“新的文学”的乌托邦幻想，从肉身和道德两方面美化属于新时代的“年青一代”①，还接受了他对“个人主义”等的偏见，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并根据这些偏见，对勃洛克、别雷和阿赫马托娃等诗人和作家作了不客观的评价。[8] 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甚至潜在地影响了“苏联”学者研究“白银时代”文学的观察角度和评价方式，例如，在影响甚巨的《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中，虽然作者伊凡诺夫偶尔会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腔调，对托洛茨基虚应故事地骂上几句，[9]虽然他明面上不曾引用过托洛茨基哪怕一句话，但是，在研究20世纪初期的文学现象的时候，他从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那里所获得的“支援意识”，绝不少于他从列宁、斯大林和卢那察尔斯基那里所得来的启示。 托洛茨基也曾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鲁迅的文学观念里，托洛茨基的影响，有着清晰的线索可寻；②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则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类同性与契合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