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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回答是：他的确有荷马一样的才华，“他似乎仅仅在观察，然后就像善良的农夫一样，让种子自然地长出茎杆和抽出穗来”。[44]托洛茨基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托尔斯泰文学上的才华，揭示了他在文学写作技巧上的卓越成就，但却从美学精神和伦理精神上否定了他：托尔斯泰浑身上下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美学泛神主义”。 只有否定了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旧的文学传统，新的革命的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也才能显示出它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与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构成对照的，是托洛茨基对未来的文化和艺术的想象：“文化建设和共产主义的人的自我教育所披蒙的那层外壳，将把当今艺术一切有活力的因素发展到最大限度。人将无可比拟地更有力，更聪慧，更机敏；他的身体将更协调，其动作将更有节奏，其声音也将更有音乐感。生活方式将具有富于变动的戏剧性。中等类型的人也将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的水平。在这一山脉上将耸起众多新的高峰。”[45]这显然属于缺乏最起码的现实感的乌托邦想象。这样的想象无疑是美好的，吸引人的，但是，大都很难实现，因为，陷入幻想状态的托洛茨基完全忽略了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并不同步，正像它与经济的繁荣并不同步一样；忽略了人类身体和智力发展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它需要社会更有包容性，给个体的人以更大的自由空间，尤其要给致力于批判性活动的人以充分的自由和安全感；也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和事实——即使社会的确进入到了高度民主和自由的阶段，你也很难保证让“中等类型的人”，都成为像亚里士多德和歌德那样博学的人，因为，在伟大的古希腊和狂飙时代的德国，也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亚里士多德和歌德式的优秀人物。 其实，像托洛茨基一样的文化上的“乌托邦幼稚病”并不少见。一般来讲，一个社会一旦进入极端非理性的癫狂状态，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对文化和艺术的谵妄性想象。“大跃进”时期，我们曾高调宣扬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出多少个鲁迅、郭沫若，就是患了与托洛茨基一样的“乌托邦幼稚病”。对托洛茨基来讲，现实的嘲弄简直是无情的。一个在他看来“完全缺乏写作本领”[46]的、连句子都写不通的“庸人”，不仅将“中等类型的人”，降到了更为平庸的水平，而且，还堵塞了所有优秀的人向上发展的通道，使大量本来有才华的作家，堕落为像阿·托尔斯泰一样为斯大林写“太阳也比不上您，因为太阳没有智慧……”之类颂词的庸人，甚至使像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为苏维埃建立了卓越功勋的领袖人物，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在对具体的艺术形式的设计和想象上，托洛茨基也表现出一种革命者才有的乌托邦想象力：“社会主义艺术将复兴悲剧。当然，其中不会有上帝。新的艺术将是无神的艺术。社会主义艺术同样将复兴喜剧，因为新人想要笑一笑。它将给小说以生命。它将给抒情诗以一切权利，因为新人将比旧人爱得更好更深，因为新人也将去思考生与死的问题。”[47]托洛茨基准确无误地说明了这样一点：他所幻想的新艺术和新文学，在性质上，是纯粹唯物主义的，不会给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留下任何空间。然而，强烈的有神论的宗教色彩，正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在精神上的重要特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文学是涉及苦难、拯救、自由以及爱的精神现象，天然地具有宗教气质和宗教情怀，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对与上帝有关的终极问题的关注与追问，也就是说，它必然是有神论的。如果说，托洛茨基的“新人将比旧人爱得更好更深”是一句无法证伪的判断，因而是无效的陈述，那么，“新人也将去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这一判断，则使他的“不会有上帝”的理论面临自我结构的危险，因为，“生与死的问题”如果不放到“上帝”的语境里，注定是不可能得出深刻的结论的。 对俄罗斯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否定，不仅必然切断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正常关联，而且也必然导致新文学的无根化和脱序化，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暂时而异常的特殊现象，一种束缚个性、扭曲情感、渲染仇恨、崇尚暴力、强化隔阂的畸形现象，而不是成为永恒而伟大的普遍现象——这样的严重后果，恐怕是托洛茨基在否定俄罗斯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 接下来，谈谈托洛茨基的文风和修辞问题。因为，我们从他的修辞和文风里，看见了如此熟悉的东西。是的，托洛茨基的文风无形中影响了后来者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从日丹诺夫的尖酸而刻薄的话语里，从他对女性的侮谩和不尊重里，就看见了与托洛茨基极其相似的修辞语气和话语风格。 通常，人们倾向于将修辞当做纯粹的形式问题。然而，修辞不只是技巧现象，还是心理学现象，甚至是一个伦理现象。修辞和文体显现着一个人的气质、性格、修养和德性。一个有教养的诚实的人，追求的是表达上的适度和恰当。他很少用做张做致的夸张，力避华而不实的比喻，也不喜欢同义语反复的排比。真诚而不做作，朴实而不谫陋，活泼而不恣肆，这样的修辞就是最好的修辞。 好的修辞决定于良好的气质和修养。然而，从个性和气质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是一个极度骄傲和情绪化的人。他缺乏对世界的包容心，缺乏对他人的同情心。他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和作家们，特别不耐烦。他对这些创造性知识分子如此厌恨，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异样的性格和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托洛茨基的文风和修辞。作为外向的行动主义者，他有着火一样热烈的激情，内心敢开风气的自信和勇气，而且，也从来不惮用毫不隐讳的方式来表达嘲弄的态度和否定的评价。这虽然有助于增强论战的气势和感染力，但是，也多少显示出理性意识的匮乏和唯意志论者的独断倾向。 他的文风与列宁的文风截然不同。托洛茨基的崇拜者和传记作者多伊彻说：“列宁态度谦逊，几乎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甚至在行使权利方面也如此。他不相信那种花哨的姿态、华美的言辞。……托洛茨基火山般的热情与有力的语言打动着每个人的心灵，这是列宁深刻的说教和平铺直叙的文章绝不能做到的。”[48]1929年，在《托洛茨基自传》中，作者这样写道：“街上的血还没有被完全清除，但已经很暖和了，房顶、树木和麻雀都散发出了春天的气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从学校回家，不守规矩地用手钩着书包带子，因为有个钩子掉了。他觉得身上的大衣又长、又重、又多余，大衣让他全身冒汗，而且很是疲惫。男孩重新看清了周遭的一切，首先是他自己。春天的阳光让他自信，有一种无比强大的东西，它比学校、学监、不守规矩地挎在背上的书包、学习、象棋、午饭甚至阅读和剧院，比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更强大。对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威严的、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东西的思念笼罩着孩子的整个身心，渗进了他的骨髓，引起了愉悦的疲乏之痛。”[49]由此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有模仿小说家进入人物内心的叙事冲动。他改变了自传写作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突然用第三人称展开心理描写，充满了对人物心理感受的过度想象和夸张渲染，多多少少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印象。在他的论辩性的文章里，这样的华丽文风，亦未尝稍减。所以，列宁曾经试图规约并改变托洛茨基的文风：“托洛茨基的文风华丽、词藻堆砌，这是事实，列宁曾设法委婉地加以删节，他在推荐托洛茨基时曾写道，如果托洛茨基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会使他注意到文风朴素的必要性，而后他会明白这是全体编辑的意见而并非只是列宁一人特别喜欢文字简朴。”[50]然而，这种华丽而矫饰的文风，在他笔下始终未变，就像他那外向而热烈的性格从未改变一样。 他很少辩证而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一个复杂的现象，而喜欢用一种简单的是非判断和好坏判断来提供结论。例如，俄国的以什克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其学术重点在研究语言的修辞结构和表达效果。尤其是它所提出来的“陌生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很能说明文学语言的特点。但是，托洛茨基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他将这一学派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进而判定它是“肤浅和反动”的，是“极端傲慢的早产儿”，还附加性地给了它“虚假的主观主义”、“恶劣的主观主义”，总之，“形式主义流派是应用于艺术问题的唯心主义的早产儿，它被学究式地制成了标本。在形式主义者身上，有早熟的牧师的痕迹。他们是约翰的门徒：对于他们来说，‘太初为词’。而对我们来说，太初为事”。[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