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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时期是一个汉文学空前发达的时期。这时期汉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面学习和吸收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学，不仅中国文学的各种艺术形式一应俱全，而且对中国各个朝代的文学精神也把握得相当深入。《诗经》就是其中首要的学习和把握的对象。他们深谙《诗经》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和精神，认为它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如以高丽大诗豪李奎报为例，他自小通读中国四书五经和各种各样的文献，为今后成材之备用，而其中以《诗经》为首选之读物。他说道： 余自九龄始知读书，至今手不释卷。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至于幽经僻典、梵书道家之说，虽不得穷源探奥、钩索深隐，亦莫不涉猎游泳、采菁摭华，以为骋词摛藻之具。又自伏羲已来，三代两汉秦晋隋唐五代之间，君臣之得失，邦国之理乱，忠臣义士奸雄大盗成败善恶之迹，虽不得并包并括，举无遗漏，亦莫不截烦撮要，览观记诵，以为适时应用之备。(12) 他自小所读之书不知其数，但排列起来，“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诗经》还占据着其首要位置。在朝鲜古代，像李奎报一样的读书人出身实在是多如牛毛，而成长的过程和心态以及读书内容都大体相仿，李奎报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可以认为几乎所有朝鲜古代知识分子，都以《诗经》为首选的必读书，特别是儒家经学思想日益渗透的高丽时期以后，则更是如此。与中国一样，朝鲜文人作家们也都把《诗经》看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源头之一，把它看成正宗的文学经典。特别是当文学界出现低迷不振的状况或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成灾的时候，或在把文学看作“吟风弄月”“茶余饭后余伎”或功利主义文风肆虐的时候，人们往往想起具有浓厚感染力和讽谏功能的《诗三百》，把它当作文学现状的一面镜子和文艺批评的有力武器。如当高丽文坛上出现严重的“科诗之风”和形式主义、模拟主义文风的时候，李奎报还呼喊道： 此俗浸已成，斯文垂坠地。李杜不复生，谁与辨真伪。我欲筑颓基，无人助一篑。诵诗《三百篇》，何处补讽刺。自行仪云可，孤唱人必戏。(13) 当时的高丽，宋诗的影响全面铺开。在文坛上，模拟苏东坡、黄庭坚已成普遍的现象，达到了用任何方式都阻止不了的地步。此诗正表达了对此现象的慨叹。诗人认为模拟苏、黄之风已成定局，每岁科举榜出“又三十东坡出矣”，面对名誉和利益关系促使下形成的这种风气，诗人只是无奈地干着急。诗中慨叹高丽优良的文艺传统已然坠落，但无人自觉，无人站出来，与“我”一起改革现状。在这严峻的时刻，诗人叹息“李杜不复生，谁与辨真伪”，更想到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诵诗《三百篇》，何处补讽刺”。在诗人的知识系统里，《诗三百》是积极文学精神的源头和象征，认为任何一种文学要战胜逆流而发展，必须汲取和继承《诗三百》的这种精神。高丽人为什么热爱《诗三百》，应该说谜底就在于此。 李朝时期进入了《诗经》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期《诗经》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具体字句的解释，而从理学的深度对其加以理论性的阐释。这时期的《诗经》学研究，从一般的讲论、教学、质疑，逐步演化为经学角度的探微、理学高度的阐释和文学思想上的驳索。所以参与讨论的学者众多，延续的时间漫长，所阐释、所论述具有学术深度，又是这时期《诗经》研究的一大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期的《诗经》学研究越过《毛诗序》、《郑笺》、《毛诗正义》等中国宋以前对《诗经》的注释和解析工作，进入了一个以宋朱熹的《诗集传》为权威蓝本的《诗经》学注析和研究阶段。对这样的一个大转换过程，李朝后期的洪熹记录道： 高丽继起，亦置经学博士，以《毛诗》列选举之目。又于国学置七斋，而所谓经德之斋者，专称《毛诗》之义，以应学焉。然当时讲诗之制，今未可考矣。降自李朝，选宗《集传》，则汉唐古典之邃，无复问津者。(14) 高丽时期的儒学已进入了经学研究阶段，考试科目之中有《毛诗》，所以国学课目中极其重视讲授《毛诗》。高丽国学设置“七斋”，其一《周易》曰“丽泽”；其二《尚书》曰“待聘”；其三《毛诗》曰“经德”；其四《周礼》曰“求仁”；其五《戴礼》曰“服膺”；其六《春秋》曰“养正”；其七《武学》曰“讲艺”。高丽人的国学所设七斋中《毛诗》占据第三个位置，可知其所受重视的程度。当然当时差不多成为科举考试准备学校格的“私学十二徒”也不例外，有关《诗经》的教学内容一向受到重视，《诗经》成为了每一个生徒必修课程。当时对《毛诗》的讲学内容和方法怎样，尚找不到更为详尽的记录，故现无法查考其制。在这些记录中，我们到处可看到高丽时期对《毛诗》的重视、课制、讲学等情况，而看不到更具体的理论阐释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