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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认识手段的病的意识” 人们可以透过疾病来描述一些超越生病这一反面经验的体验和认识。托马斯·曼在赞扬豪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创作时指出，它“在疾病状态中见出人性，不管是社会疾病、心理疾病还是肉体疾病”(33)。显然，作家多半不是为疾病而描写疾病，“病态事物完全只是实现精神、诗意和象征意图而进入文学境域的手段”(34)。在《弗洛伊德与未来》的讲演中，曼氏强调了“病的意识，更精确地说，作为认识手段的病的意识”。也就是说，疾病常能让人看清事物背后的真相。他援引尼采的观点说：“没有病的经验便没有更深刻的知识，一切较高层面的健康必然经历过疾病。”他又用雨果的“凭借病弱而得以彰显”之说来说明“一切较高的人性和文化的纤细秉性及其在疾病领域的鉴赏力”。(35) 人之被称为“有病的动物”，正是由于他介于自然与精神、动物与天使之间的地位所加给他的沉重的压力和特有的困难的缘故。学者从疾病方面成功地推进到人类天性昏暗的最深层；病，即神经病被证明是人类学头等的认识手段，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36) 疾病也是托马斯·曼文学创作中的主导题材之一，他以各种形式描写了病患：《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神经衰弱症和伤寒，《死于威尼斯》中的霍乱，《魔山》中的肺结核，《浮士德博士》中的梅毒。此外，他还在其他作品中讲述了许许多多病患。疾病塑造了作品人物，让他们各具特色；疾病是特征和命运，生平是病史。托马斯·曼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涉猎疾病，也在论文和讲演中思考疾病。他一再提及歌德关于“古典”即健康、“浪漫”即病态的界说，可是他不只懂得健康，他也懂病。20世纪早期关于天才与疾病的关系的热烈讨论，曾长期吸引着他。病之氛围是那个打上瓦格纳和尼采印记的时代的艺术标记，是艺术行当的特征。 在托马斯·曼的同时代人中，我们不但会想起身缠癫痫病且十分逼真地将其形诸笔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我们还会想起吸食鸦片的爱伦·坡，精神分裂症患者斯特林堡，长年患哮喘病的普鲁斯特，肺结核病患者卡夫卡等伟大作家。疾病使他们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或者过早丧失创造力。在此，曼氏看到了一种新的、深邃的人性，其生命概念和健康概念不是来自生物学，而是一种历经了苦难和认识之层层炼狱的人性。因此，他在叙说“日益虚弱多病，日益渴望自由”的尼采时写道：“是什么折磨尼采，挥舞皮鞭将尼采逼上了无路可走的峭壁，最后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是他的命运——而他的命运则是他的天才。不过，他的天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名字是：病。”“这是他的命运、他的毁灭的前奏，这是一个人的先知——此人不由自主地试图由认识来悟出超越人之承受程度的残酷，并将奉献给世界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37) 托马斯·曼援引尼采为《权力意志》所写的一则笔记中的思考，即“人体能够承受和克服多大程度的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健康”，而弱者“可能会因之而死亡的东西，属于伟大的健康的兴奋剂”。顺着这一思路，曼氏得出结论说：尼采深深地感到，他是“病成为其兴奋剂的高度健康的人”。(38)艺术家不仅能表现痛苦，而且还承受着痛苦。曼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或曰在“更深的心灵层面上”，阐释豪普特曼的那种“世间罕有的社会主义是对痛苦的热爱、对痛苦的肯定，它感受到的痛苦是美丽、神圣的；它偏爱痛苦甚于幸福，因为它了解，痛苦和上帝离得更近，所以他不倦地探索痛苦、赞美痛苦。任何一种与它有亲缘关系的感官，都会立即在它的画面前察觉和辨认出，这种直接服务于痛苦的基督信仰中，已经活跃着把世界改造得更好、更幸福、更美丽和更健康的精神及社会意愿”(39)。 托马斯·曼视自己为文明的批判者，因而对生活中的所有现象投以尖锐的目光。他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人道主义；不过，人性观念在其思想中的凸显，发生于创作《魔山》之时。他把疗养院(《魔山》)选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借助这世界一隅来揭示现实生活的“病原菌”；于是，《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衰败景象又在另一生活天地重演。他在评价《魔山》时说：“通过疾病和死亡、对生理器官的痴迷探索以及医学体验，我让小说主人公在其狡黠的纯朴中预感到一种新的人性。”(40)也就是说，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中，借道疾病和死亡描写，尤其是通过小说主人公体现其生活的智性化，给生命注入人性和精神。所谓新的人性，就是能给人力量，能使人更坚强、更有意义地生活。同样，死亡在魔山中失却了宗教中的那种肃穆景象，被看做很平常的自然过程，或如过客的徜徉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