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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不是基督徒，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萨特很接近。在加缪的哲学中，没有给上帝留下位置，只有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一切荒谬和痛苦都由人来承担和超越，不劳上帝帮忙。在《西西弗神话》中，他写到：“‘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1]因此，在《局外人》的结尾处，莫尔索赶走了喋喋不休的神甫，在《鼠疫》中，真正的斗争所能依赖的是里厄医生的双手，而不是神甫的布道。似乎在加缪的思想和文学中，宗教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仔细观察，我们似乎又能发现某些不同寻常之处，使我们不能匆忙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加缪生前完成和出版的中长篇小说共有三部：《局外人》、《鼠疫》和《堕落》。在三部小说中，主人公都不是上帝的信仰者，却都与基督教世界展开了对话，而且层次不断提升，重要性也愈来愈显著，恐怕不能说是巧合。《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对基督教神甫不屑一顾，他的勇气就足以使他拥抱死亡，扫荡荒谬，获取幸福。弗朗索瓦丝·巴郭说：“莫尔索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体验到自由，他接受并承担人的荒诞境遇——因为让他死去是他的人类兄弟，所以尤其荒诞。”[2]主人公在临刑前体验到的是崇高的幸福：“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3]然而在《鼠疫》中，里厄医生虽然并不相信神甫的布道，但是并不因此远离神甫，面对鼠疫的灾难和死亡，他在坚强的斗争之后迎来了暂时的胜利，却体会不到幸福和乐观：“里厄思索着，这轻松的欢乐时时刻刻受到威胁。那些沉浸在欢乐中的人群不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亡，也不会消失，它可以在家具和衣服中沉睡几十年……时候到了，为了给人类一次痛苦的教训，鼠疫会再次发动鼠群，让它们在一个幸福的城市中死去。”[4]《堕落》是加缪最后完成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克拉芒斯是一位试图把忏悔者和审判者融为一体的律师，他自认在道德上有罪，却依然试图保持高高在上的审判姿态，在负罪感和骄傲造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找不到出路。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主人公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忏悔却成为他生命中的主题，使《堕落》具有了非常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三部小说中，基督教主题越来越凸显，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维度。可惜的是，国内对加缪的研究中，对基督教主题的探索一直付诸阙如，不能不说是加缪研究中的遗憾。在加缪的精神探索中，如何为荒谬的人生寻找出路，一直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西西弗式的乐观主义和自我肯定在面临各种人生境遇的时候，不免也会遇到各种精神的危机。加缪在小说世界的精神探索中，在与世俗的精神世界对话以外，罪与罚，忏悔与拯救，是这位地中海之子与基督教世界对话的最主要问题。而且，从《局外人》到《堕落》，罪与忏悔主题显现出一个独特的轨迹。莫尔索绝对自信地排斥基督教，里厄则有所保留，而克拉芒斯深陷泥沼，痛苦不堪。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罪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悲观，而拯救也越来越艰难。莫尔索虽然杀了人，但是他的纯洁和拯救在自己的心中是不言自明的，及至克拉芒斯，虽然并未犯下杀人这样的罪行，内心的拯救却成为不可能的事业。地中海边阳光耀眼的乐园已经失去，剩下的只有须德海边运河上永不散去的轻雾。在《堕落》中，与基督教的对话构成了小说最主要的成分，在作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力图就《堕落》中的忏悔主题从基督教的视角加以分析。 《堕落》创作于加缪和萨特论战之后，它本不属于加缪既定的创作计划之列，是一部即兴之作。《堕落》的出版比《流放与王国》早一年，但从创作的时间来看，它是加缪的最后一部作品，因此有其独特的意义。如果把后者视为加缪在长期的创作停滞后的恢复，那么《堕落》就可以被看作是最后的爆发。在分析之前，我们还是简述《堕落》中克拉芒斯生活和精神的轨迹。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喧嚣混乱的“墨西哥城”酒吧间里，在雾气弥漫的须德海和运河边，一位来自巴黎的律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的对话者很奇特。从这位律师的口气中，我们可以推测他在与人对话，然而，却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是一位既在场又隐蔽的对话者。主人公的名字叫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独身，40岁，原先在巴黎当律师，目前流落在阿姆斯特丹，从事着一种很奇特的职业: 审判者—忏悔者（juge-pénitent）。[ Juge既有法官也有审判者的意思。国内通常译为“法官”，由于在该小说中更强调的是道德意义上审判，而且这个词明显影射基督教，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克拉芒斯自称juge，显然不是指世俗法庭上的法官，所以笔者倾向于译为“审判者”。]他曾经是成功的律师，道貌岸然，乐善好施，豪侠仗义，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似乎都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完人，如他自己所说“半是赛尔当[ 赛尔当是当时著名的拳击选手。]，半是戴高乐”。一天夜里，他走在塞纳河的艺术桥上，周身涌起“一种功德圆满的巨大感情”，正准备点起一支“满足的香烟”，突然“一阵笑声”在他背后响起，然而四周空空如也，只有塞纳河的滔滔流水。紧接着，他又听见了那笑声，那笑声却顺流而下，渐行渐远……他回到家里，又听见窗子下有人在笑，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有些年轻人在快活地告别”。他进了浴室想喝杯水，他的脸在镜子里微笑，然而，他的微笑“似乎具有双重性”[5]了。正是这笑声打破了克拉芒斯内心的平静，他终于认识到，“以我为中心的圈子破裂了，他们站成一排，如在法庭上一样。自从我悟出我身上有可以受审的地方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审判别人的倾向。是的，他们还在那里，一如既往，然而在笑”。[6]这不是普通的笑声，最初它来自水里，后来则弥漫到他生活的各个地方。在他听见笑声之前的两三年：一天深夜，克拉芒斯走上王家大桥，一个身腰纤细、身着黑衣的女人正凭栏“望着流水”，他只在深色头发和大衣领子之间的“后脖颈”前“犹豫了一下”，过了桥头，走上滨河路，他“听见身体跃进水里的声音”，他“立即站住了，但未回头。几乎同时”，他“听见一声呼叫，重复了好几次，顺流而下，然后戛然而止”。他“想跑，却仍伫立不动”。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想:“太晚了，太远了……”[7]他希望忘记这一切，回复平静，可是却常常听见笑声在内心升起，缠绕着他，无法躲避。这笑声使他从自得意满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他一方面在道德上忏悔，审判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自己从高峰跌落至深谷的事实，面对芸芸众生，他不能放弃俯视的角度。每当他指出自己的罪过，都把它普遍化为整体人类的罪过。他向对话者所做的告白既是在证明自己的罪行，同时又在批判社会上一切人的罪恶与弱点。于是，他的忏悔就成为审判。克拉芒斯说自己有“两副面孔，是个可爱的贾努斯。”[8]他的话语同时也发出双重的声音，揭露自己的罪行与对他人和社会刻薄的指责讽刺性地融合在一起。在小说末尾，他想象再次经过那座桥，再次听到那位姑娘落水的声音，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然而，“水这么凉！但是，让我们放心吧！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谢天谢地！”[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