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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 胡蔚 参加讨论

    《浮士德》与歌德自然研究的关系近年来也逐渐为研究者所认识,莫光华(2009年)指出歌德研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人自身,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一思想也体现在《浮》剧中;吴晓江(2009年)则将《浮士德》置于西方科技史的背景下,揭示了浮士德精神积极的人文意义、西方科学变革精神和科技文化特质。
    第二类,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内学界对于歌德戏剧的研究多探讨剧本的思想内容和文学性,戏剧理论和实践部分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王建的论文《试论歌德及其魏玛戏剧学派》(2006年)值得关注,文章从歌德的《演员规则》出发,详细阐释了歌德的戏剧构想和舞台观念,将以歌德戏剧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魏玛戏剧学派定位于戏剧史上“从古典主义的风格式舞台向现实主义的幻觉舞台”过渡。陈世雄(2009年)比较了歌德与席勒对于戏剧表演艺术的论述,认为:歌德“比较接近狄德罗”,“僵化保守”;席勒则打破陈规,提倡自然的表演。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同时也要注意两者戏剧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姚文放(1994年)比较了李渔与歌德关于戏剧舞台性的论述,认为两者都重视戏剧的舞台性,但各有偏重:李渔偏重曲辞的可解性,歌德偏重场景的可视性;在理论论述中,李渔注重体验、领悟和意会,歌德强调对于舞台实践的认识;在戏剧的效果上,李渔注重娱乐和盈利,而歌德重视教化,欲建立民族剧院。
    同样在《浮士德》研究中,从“戏剧”角度展开论述的文字近乎阙如,李万钧(1991年)从“诗剧”特征、编剧技巧、戏剧艺术的革新及其“东方艺术色彩”四个方面展开,证明“《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戏剧”,提出“开放的史诗剧”一说,指出《浮士德》在西方戏剧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颇有见地,然将“救赎”解读为中国的乐感文化,不免牵强。
    第三类,比较和接受研究。可以归入《浮士德》比较研究范畴的有:“浮士德”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和比较研究,歌德《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浮士德》与中国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
    董问樵在《〈浮士德〉研究》(1987年)中已经详细考察了西方“浮士德”题材历史。黄梅在《浮士德与“追求”的神话》(2003年)中比较了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马洛1588年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歌德的“不朽诗剧”中的浮士德形象及命运的不同,从民间传说中的异端人物到现代人的神话象征,从“下地狱”到“上天堂”,文章进而指出,浮士德形象的变迁与时代和作者伦理观念变化相关,对于浮士德“追求”神话的反思且具有现实意义。高中甫的专著《歌德接受史(1773-1945)》(1993年)、叶隽的长篇论文《战后六十年的歌德学(1945-2005)》(2011年)对于德语学界的歌德学作了系统学术梳理,这两部学术史都具有资料翔实、论述缜密的特点,对于国内歌德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平行比较研究中,有多篇论文沿用了王国维的研究视角,比较《红楼梦》与《浮士德》的生命观,如杜娟(2005年)和张帆、向兰(2010年)分别就“灵肉母题”和中西“生命价值”的异同展开论述。李万钧(1998年)从戏剧性、象征性、女性形象、文学传统四个方面对《离骚》、《神曲》和《浮士德》三部巨著进行比较,视野宏大。孙大功(1983年)发现《西游记》和《浮士德》共同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因素;张德明(1991年)则认为联结两者的是共同的“终极寻求”,他运用西方叙述学模型和图表分析叙事元素“寻求者”、“对象”、“阻碍者”、“诱惑与考验”、“拯救”,认为在相同的母题和近似的叙事模式中,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基督教和佛教价值观的差异。
    歌德与中国的关系研究是国内学界得以展开本土学术话语的领域。(20)1982年,冯至率团参加在海德堡大学召开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日耳曼学者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集体亮相,会议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对于歌德的中国接受史具有开拓意义。(21)杨武能的专著《歌德与中国》(1991年)影响甚广,他的论文《百年回响的歌一曲:〈浮士德〉在中国之接受》(1994年)概述了《浮士德》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史。《浮士德》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较受研究者关注,姜铮(1982年)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他发现《女神》吸收了歌德“新生的思想、创造的思想和主情主义”。张辉在《浮士德精神的中国化审美阐释》(1998年)一文中以宗白华、程衡、唐君毅为例,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浮士德精神“中国化审美诠释”中所面临的现代化两难困境,即“乌托邦”和工具化,颇具理论深度和本土关怀。
    晚近的接受研究开辟了媒体研究的新领域,焦洱(1994年)比较了文学文本与林兆华版《浮士德》舞台实践的差异及得失;吕效平(2010年)在《文艺争鸣》上的文章颇有锋芒,他指出徐晓钟版本的《浮士德》被当代的“思想惯性”“催眠”,演绎了一出“社会主义古典主义正剧”,背离了原作怀疑主义的悲剧本质。也有少量论文研究音乐、电影和网络文学中的浮士德形象,属于文化研究领域,也应引起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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