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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 胡蔚 参加讨论

    三、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时期:1978-2009年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环境逐步改善,与国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中国歌德研究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队伍,先后以1982年、1999年和2009年歌德忌辰和诞辰纪念日为契机召开了大型研讨会,出版歌德文集和论文集,歌德戏剧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浮士德》三次被搬上中国舞台,分别由国内老中青三代导演中的旗帜人物徐晓钟(2009年)、林兆华(1994年)和孟京辉(1999年)执导,他们的舞台诠释赋予了《浮士德》新的中国意义,也证明了《浮》剧的经典性。
    在这三十年中,歌德戏剧的翻译有了新的发展,各种译文集和单行本层出不穷。《浮士德》出现了五个新的全译本,译者分别是:董问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钱春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樊修章(译林出版社,1993年)、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杨武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每个译本各有特色,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译本相比,译者更注重对原本的研究和解读,其中有的译本包含了大量关于西方古典文化和圣经知识的注释,加深了中国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歌德的其他剧作也由韩世钟、钱春绮等译家译出,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0卷本)收入《浮士德》、《铁手骑士葛兹》、《哀格蒙特》、《伊菲革涅亚》和《塔索》,每部剧作后附有剧本介绍和点评;同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4卷本)戏剧卷,包括《浮士德》之外的16部戏剧,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全的歌德剧作译本。卢卡契的长篇论文《〈浮士德〉研究》(范大灿译,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苏联著名文学史家阿尼克斯特撰写的《歌德与〈浮士德〉——从构思到完成》(晨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的出版为我国新时期“浮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1979年,冯至撰写了“文革”后第一篇长文,分析《浮士德》的海伦娜悲剧,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梦幻剧,体现了古希腊理想与中世纪浪漫精神的结合,进而指出歌德并非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这篇论文延续了冯至以小见大、细密翔实的论述风格,且着眼于歌德晚年思想史定位,视野更为开阔。在当时“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刚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冯至重新定位歌德美学思想,正面评价浪漫主义,对于“文革”后歌德研究的重新展开与路径选择意义重大。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是国内第一部《浮士德》研究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翻译到研究”汇集了作者几十年翻译和研究《浮士德》所得,选译了歌德论《浮士德》的书信言论;下编“西方的《浮士德》研究”以“浮士德题材历史的考察”、“人物形象”、“戏剧性质”、“剧本的统一性问题”和“舞台史”为线索,梳理了西方“浮学”的研究成果,且将西方“浮学”研究方法总结为“历史溯源法”、“象征解说法”及“心理分析法”。论著虽未自成学说,部分论述也局限于时代的思维习惯,但是在资讯欠发达的20世纪80年代,这部涉猎广泛的资料汇编对于拓宽国内学术视野大有裨益,经常为国内研究者所引用。冯、董两位前辈学者的工作对于“新时期”中国“浮学”具有示范意义。
    1979年由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下卷出版,歌德部分总体上未超出“文革”前的认识水平,但在个别提法上有所修正,例如指出《浮士德》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五卷本《德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6-2008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语学界德语文学史述,学术意义重大。范大灿撰写的第2卷中对歌德戏剧有全面翔实的述评,介绍了狂飙突进、古典文学时期的歌德戏剧代表作,而《浮士德》一节分量尤重,占据65页篇幅,采取逐节评述的阐释方式,史料准确翔实、评论精要到位,是作者多年研读心得的总结。
    这个时期的歌德戏剧研究中,《浮士德》研究依然占据了绝对中心的位置,遗憾的是,对于歌德的其他戏剧缺乏深入的研究。叶隽的著作《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打破了这种局面,除《浮士德》外,叶隽系统考察了《铁手骑士葛兹》、《哀格蒙特》、《伊菲格尼亚》和《塔索》,且在方法论上有所拓展,致力于在“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综合视野下理解歌德。
    除了文学史、译文序言之外,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浮士德》研究论文在这个时期数量增长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百余篇,且逐年增长,呈加速态势。在研究中用力颇勤,斩获颇多的学者既有德语文学研究界的范大灿、杨武能、余匡复、吴建广、谷裕、叶隽,也有非德语专业毕业的蒋世杰、刘建军、张辉,学者的学术背景往往影响了研究的视角和行文风格。
    国内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情节人物分析上,强调人物的阶级代表性以及剧中体现的辩证哲学观。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浮学”中以西方批判理论、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心理学、视觉研究为理论依据的研究层出不穷,歌德和《浮士德》的形象在各种“主义”和理论的镜照下异彩纷呈。德国著名的日耳曼语文学家薛纳(Albrecht Schone)1994年出版的《浮士德》注疏本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语文学传统,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其站在反思启蒙的立场上对“浮士德神话”的祛魅,也影响了我国最新的“浮学”研究。90年代以后,在我国的《浮士德》研究中,西方文论的影响日益显现,“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逐渐退场,神学维度进入研究视野,可贵的“中国”眼光也在形成中,如此“众声喧哗”,正是解读《浮士德》的应有之义。(13)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我国这一时期的《浮士德》研究可以分为主题内容研究、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和接受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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