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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歌德戏剧研究，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界，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歌德作为“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阶段的作家”，又因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格外推崇，被归入值得译介和借鉴的西方作家之列。郭沫若译《浮士德》和《赫曼和窦绿苔》，钱春绮译《歌德诗选》相继出版。尽管如此，从1949年秋到1966年夏的十七年间，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歌德研究文章屈指可数，仅有人民出版社选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歌德”条目(臧之远译)，1954年以单行本发行。这个时期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歌德戏剧研究，当属郭沫若译《浮士德》的前言《〈浮士德〉简论》以及冯至在《德国文学简史》中撰写的相关章节。 郭译《浮士德》(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重印，初版前言《〈浮士德〉简论》成为广大读者理解这部艰深巨著的敲门砖。郭沫若透过庞杂矛盾的剧情和人物，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观点：他将全剧概括为“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认为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是同一灵魂的辩证两极，剖析浮士德的宗教观念，将剧末救赎一幕解读为“自我中心主义”向“人民本位主义”的转化，认识到“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国民”之虚幻，将“永恒女性”解读为“慈爱宽恕”和“民主和平”的象征。直到今天，依然有论者引用这些观点。 如果说，郭沫若凭借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而成为歌德译介的第一功臣，1949年以后，中国的歌德研究和译介工作则以冯至为核心展开。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德语文学研究界领军人物的冯至拓展了国内的歌德译介和研究，培养了新一代歌德研究者。有“中国最杰出抒情诗人”(鲁迅语)之称的冯至对歌德的重视不全是出于学术眼光，更是由于心灵契合的“喜爱之情”，这种“喜爱之情”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正因为冯至兼具诗人的敏锐和学者的深邃，他的研究文章善于见微知著，由现象而本质，“从特殊到一般”④。 冯至1986年为专著《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撰写的长篇序言中，将自己的歌德研究分为1949年前和1978年后两个阶段，1949年前以《歌德论述》为代表，1978年后别有胜状，而之间的三十年，自述“除了应邀作过以歌德为题的讲演与在学校里讲课写讲义论及歌德外，没有发表过关于歌德或他的作品的文字”⑤。这里提到“应邀”而作的歌德“讲演”发表在1950年北京大学召开的哲学讨论会上，演讲未及成文，却是冯至“尝试从歌德时代的政治背景、哲学思潮、科学成就几方面来探索歌德的思想渊源”⑥的开始。根据冯至的回忆，这一研究方法转向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针对以“真正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的观点指出：“他(歌德)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参议院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因此，他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⑦冯至在1948年读到这段著名的歌德评价后，“反复思索[……]起始用心去了解歌德所处的时代和他与社会的关系”，他对歌德的认识“从一个无可訾议的人”转变成为“社会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这一方法论的转向具有共性。 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出版的《德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由冯至和田德望两位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部分师生编写完成的。冯至主编并撰写上卷(从开始到1848年)，其中歌德生平和创作部分划分为狂飙突进时期、古典时期和晚年歌德三个阶段，介绍了歌德在各个时期戏剧、小说和诗歌的代表作，在戏剧作品中重点选取《铁手骑士葛兹》、《哀格蒙特》和《浮士德》进行人物形象和思想意义分析。《德国文学简史》采用了苏联和东德的文艺批评模式，一方面褒扬其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反封建性，另一方面批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态度，以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为衡量标准。例如，“没落骑士”葛兹和贵族哀格蒙特同情人民，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以致失败；《浮士德》是“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是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顶峰，[……]它最后的一幕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有许多理想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要求的”。这种评价模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比如有论者为了肯定歌德的进步性，强调歌德的唯物主义，认为“歌德在德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最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突出其“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 尽管冯至一生以编写此书为憾，但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德国文学史，其学术拓荒和普及意义不言而喻。冯至撰写的歌德部分史料丰富而准确，论述深入浅出，他用五个阶段、两个赌赛概括《浮士德》的主要情节，用辩证法解读人物性格。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该书“绪言”中列出文学史写作的五个原则即“(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分析法)不能喧宾夺主，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注解，应该注意作者的创造性、作品的艺术性”，在当时的环境下，颇有勇气和见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外国文学研究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歌德戏剧研究也不例外。梁宗岱、钱春绮的《浮士德》译稿分别被野蛮地销毁，商承祖未能完成他的《歌德研究》，带志以殁。⑧ 反观二战后的德国歌德学研究，浮士德从神坛上跌落，如何重新解读歌德和《浮士德》，是德国日耳曼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联邦德国学者采用了两种策略：一是将浮士德描述为与魔鬼结盟的罪犯，如博姆论述浮士德的“罪孽”问题⑨；二是在斯泰格尔(Emil Staiger)和凯泽(Wolfgang Kayser)的影响下，进行形式主义的文学内在研究，关注审美对象的本体，洛迈尔《浮士德与世界——〈浮士德〉第二部解析》⑩与艾姆利希的《〈浮士德〉第二部的象征》(11)便是代表，这也是二战后西德学界保守风气的反映，直到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的异军突起才有所改观。此外，特龙茨(Erich Trunz)主编的汉堡版《歌德文集》(14卷)于1949年出版，其中第3、4、5卷为戏剧集，注释部分资料翔实细致，综述与分述结合，涉及成文史、题材、情节、形式以及研究状况。该套文集出版后一再重印，直到今天，依然是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歌德注疏集。 由于时局造成的隔阂，这个时期的中国学界对于西德所知甚少，国内学者对于德国文学的研究更多地受到了民主德国的影响。从民主德国建国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卢卡契是民主德国文学研究界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对歌德及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强调，深刻影响了东德以及包括中国在内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歌德接受。在匈牙利事件中，卢卡契受到“裴多菲俱乐部”的牵连，作为修正分子而被肃清影响力；而同时在中国国内掀起的反胡风运动中，卢卡契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立场也受到了批判，歌德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也相应成为学界禁区。 与西德同行的历史处境不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的民主德国学界无须背负纳粹政权的历史“原罪”，继承以歌德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文化国策。东德文化部长贝歇尔(Johann R.Becher)1949年在歌德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上更是官方确立了歌德的文化代表地位，浮士德被塑造为社会主义德国的未来新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一种僵化的政治符号。(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