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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古义人”的时代精神 皇国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围绕针对天皇的立场和态度来评判相关人物或事件之于天皇是忠诚或是叛逆。有关长江古义人的评判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大黄是如此界定古义人这个人物的：“古义人，十五年前，据说你表示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因而不能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所以你就成了俺的修炼道场那些年轻人不共戴天的仇敌……”[22]这里所说的修炼道场，是古义人的父亲长江先生初创、其大弟子大黄继承的国家主义分子的巢穴。数十年来，一代代右翼分子从这里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由于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后竟然“不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之“大逆不道”，在《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等诸多前文本里，无论是在参加国际文学大奖颁奖仪式前的斯德哥尔摩、在从东京飞回故乡的机舱里，还是在东京自家的宅院中，在故乡的菜馆里等诸多地方，古义人一直遭到这些“家乡人”如附骨之蛆般的盯梢（包括长途甚或跨国盯梢）、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以及式样翻新的殴打。在《水死》这个文本中，回到家乡的古义人照例成为各种右翼势力围堵和挑衅的头号对象。面对这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威胁，长江古义人这位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的著名作家认为，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表现具有积极价值的时代精神，即便因此而失去所有读者也在所不惜，如果由于这个原因而死去的话，那就是在为时代精神而殉死了。 然而，即便是如此追求民主主义时代精神且不惜为之殉死的长江古义人，在他来到故乡的森林中，观看“穴居人”演员们彩排的、由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请亲自拭去我的泪水之日》时，当演员们演唱《请亲自拭去我的泪水之日》之际，古义人被战争时期改自于巴赫“康塔塔”作品第65号中4、5两节的歌词[23]所打动，开始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附和着歌曲，及至演唱发展为合唱时，“原本在观众席上的我”，也开始用德语怀着激情大声歌唱起来：“天皇陛下，请您亲自用手，拭去我的泪水。死亡呀，快点儿到来！永眠了的兄弟之死呀，快点儿到来！天皇陛下，请您亲自用手，拭去我的泪水。他们正在唱着的是，盼望天皇陛下亲自用手指擦去他们的泪水。”[24] 显然，古义人这个民主主义作家的儿时记忆被激活了！儿时所接受的皇国史观教育的影响被激活了！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之遗传基因被激活了！这使得古义人意识到，绝对天皇制的幽灵仍然存活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换句话说，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留着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这是连接着战争、死亡和毁灭的时代精神。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外部环境出现所谓的消极变化时，包括文本内外的长江古义人和大江健三郎在内的诸多日本人“还能否抵抗‘天皇陛下万岁’的‘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一如大黄指出的那样，古义人身上确实存在着两种时代精神，第一种是直至1945年战败，作为军国少年而接受的、以皇国史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精神。大江曾如此表述这种时代精神： ……村长高声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仍然活着的人，则由家人代为绞首断头，一共死亡329人。此番强制集体自杀的行动，是由‘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引发的，这种情形令我感到异常恐惧。 因为，这句话当时也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十岁的日本山村少年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如果我所在的村子也被强制集体自杀的话，它无疑将成为鼓动我走向死亡的话语。这句象征性话语，对遭受侵略或殖民的亚洲人民来说，是为自身带来死亡威胁的呼喊声。这句象征性话语，我在人生的最初十年间也曾呼喊过，如今是否依旧在我的内心深处具有操控力呢？[25] 由此可见，至少在十岁之前，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十岁的日本山村少年”，而且六十余年来一直积极提倡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的大江本人现今仍在怀疑，“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象征性话语……如今是否依旧在我的内心深处具有操控力呢？”，进而反省“在不远的将来……我还能否抵抗‘天皇陛下万岁’之‘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呢？或者，它将成为撼动老年的我内心世界的、复活的‘时代精神？’”。 让我们感到惊悚的是，无论在少年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实际生活经历中，还是在作家大江健三郎创作的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皇国史观教育留下的痕迹——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 促使大江意识到潜隐在自己精神底层的这种时代精神的，无疑是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引发其“也在思考，如果让出现在我小说中且热烈拥护‘天皇陛下万岁’的角色们在此法庭上作证的话，反方询问将会如何进行？如果作者被要求提供相关证言，那么我小说中隐藏的部分将会揭露出什么？”显然，揭露出的真相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和颤栗——林林总总的右翼团体和人物自不必说，他们极力提倡的皇国史观和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不仅存活于在渡嘉敷岛的纪念牌上刻下“一家人，或围坐一圈拉响手榴弹，或由身体强健的父亲以及兄长，中断柔弱无力的母亲以及妹妹的生命……存在于其中的，则是爱”[26]这段文字的女作家曾野绫子的心中；存活于在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的法庭上为原告方作证的、表示“毋宁说，我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那般为国捐躯的美好心灵赴死的那些人的事迹，为什么到了战后，却被说成是在命令之下受到了强制？这样的说法，是自己在玷污慨然赴死的清纯之心。对于这种说法，我无法理解”的、在渡嘉敷岛之战中幸存下来的前日军军官的心中；存活于《水死》里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的民主主义作家长江古义人的精神底层；存活于这个文本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民主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底层；存活于无以计数的普普通通的日本人的精神底层！ 至于大江健三郎及其《水死》中的分身长江古义人的第二种时代精神，大江本人是这样界定的： 一九四五年夏天之前，倘若身处冲绳强制集体自杀的现场，毫无疑问，我将成为奋起响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号召并引爆手榴弹自决的少年。此后，日本战败，在被占领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热情支持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站在与主张绝对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现在，我是由全国近八千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宪法‘九条会’的一员，坚持和平宪法中的反战、非武装思想。 说起我所经历的‘时代精神’，即《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中描绘的‘时代精神’，对我来说，从我十岁那年的战败直至七十四岁的今天，在这六十多年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一种战败之后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27] 在这种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大江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天皇制社会伦理，也如同一根棒子般从上往下地扎了下来。……儿时所感惧怕的那种具有沉重压力的社会伦理的纵向大棒，现在仍然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处。战争期间，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扎着那个纵向的棒子。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真的获得了解放吗？”[28]这里表述得已经非常清楚了，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根大棒子至今“仍然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处”，也不可避免地扎在《水死》的作者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和肉体”里，扎在《水死》的诸多主人公——大江在文本内的分身古义人、髫发子和律子等青年演员、文部省前高官小河夫妇、大黄及其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国家主义弟子——的“精神和肉体”里。 被“从上往下扎了”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根大棒子的大江健三郎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开始痛苦地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29]等问题，在对鲁迅有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论述的长期解读中，从不曾间断地借助文学创作在绝望中寻找着希望，同时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泽地久枝等贤达结成“九条会”，在东京、在北京、在首尔等地到处演讲，以呼吁更多人共同维护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大江的这些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接连冲撞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可避免地接连触犯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禁忌。于是，长江古义人因为“蔑视故乡，重写自虐般的近现代史”，更是因为竟然“不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他越发成为故乡各种右翼势力的攻击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大江健三郎同样不可避免地遭致各种右翼分子长期的攻击和迫害，至今尚未审结的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便是这形形色色的攻击和迫害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起诉讼案，使得大江更清晰地意识到，如果任由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在日本列岛上肆意蔓延，“倘若这个国家的文化朝向复活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朝向我们的祖先、甚至孩童时代的我们自己都曾经历过其悲惨的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30] 2007年1月12日，大江在给笔者发来的传真中曾这样写着他内心里的苦楚和担忧：“祝愿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这个新年里取得进展。去年，我访问了中国，以此为中心，我还访问了法兰克福和弗洛伦萨，确实是收获丰盛的一年。然而在国内，却在教育基本法上吃了败仗，因而也是苦涩和痛苦的一年。”[31] 这里说的是日本政府依仗执政优势，于2006年12月强行修改战后基于和平宪法而制定、实施了将近六十年的《教育基本法》，重新提出战争期间曾灌输的“爱国心”。大江之所以如此感到“苦涩和痛苦“，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很快就将通过全国的教育委员会的全力运作，使得这个国家的初中等教育出现异常显著的巨大变化……这与面向修改宪法而开始实施的具体手续相连相接”[32]，因而“无论怎么说，现在这种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意见，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33]。大江没在这份传真里说出的另一件令他为之苦涩和痛苦的事，则是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同时，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由此一举完成了“事实改宪”，“和平宪法”随之成为一纸空文。而在此前四个月，“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34]，“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35]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严峻局面，大江所能做的，就是借助写作《水死》进行思考，试图以此斩杀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的王/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从而迎来新生之王/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并时刻准备为这种时代精神而殉死。 为此，长江古义人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个虚拟和实在的人物都把希望放在了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之地以及拥有暴动历史之记忆的边缘人物身上。面对小河的恶行“不屈不挠”的妹妹安佐是这种边缘人物，再度遭到亲伯父彻夜强奸的髫发子是这种边缘人物，“穴居人”所象征的、远离中心的诸多青年男女演员当然也是这种边缘人物。如果说，“父亲”是“为了回避国家的危难，向青年军官们传达杀死人神的指令并将他们引往那个方向”的话，长江古义人则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的恐怖景象成为现实，而向那些边缘人物乃至更多被唤醒的日本人“传达杀死人神的指令并将他们引往那个方向”，而且同样“将贯穿三卷本的‘杀死人神’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恢复的神话构想，……与这个国家的天皇制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当然，与“父亲”所不同的是，古义人宁死与之对决进而试图杀死的，是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这应该是、也只能是“杀王”意象在《水死》中的最大隐喻，也是作者大江健三郎在当下的绝望中寻求新的时代精神的最大之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