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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51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大军所灭， 从此波斯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拉伯人在强行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强行推行阿拉伯语，禁止萨珊帝国的巴列维语，致使巴列维语消亡。然而，波斯人并不甘心使用阿拉伯语，随着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舒欧比思潮”（注：“舒欧比”为阿拉伯词，意为“部落”、“种族”、“人民”该词源于《古兰经》经文。被阿拉伯统治的穆斯林（尤其是波斯人）援引该经文，主张非阿拉伯穆斯林与阿拉伯穆斯林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由此在思想领域形成一股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社会思潮。）的兴起，8、9世纪之交，波斯霍拉桑地区的一种地方语言“达里语”得到迅速推广和传播，乃至流行波斯全境，至此波斯新的民族语言达里波斯语诞生了，并一直沿用至今。波斯人正是用达里波斯语创造了繁荣灿烂的中世纪文化，从9世纪至15世纪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 波斯诗歌璀璨夺目，经久不衰，著名的大诗人如群山耸立，在东方古典文学史乃至世界古典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波斯中世纪诗歌中，带有浓厚苏菲神秘主义色彩的诗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菲尔多西（940—1020）以后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 大多是苏菲诗人或具有苏菲思想的诗人。苏菲神秘主义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教中之教”。这种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宗教色彩的诗歌在波斯煌煌然统治了几百年的诗坛，并在世界古典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一部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必须具有为世界各民族共同接受和欣赏的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那么，苏菲思想带给波斯中世纪诗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呢？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11世纪是波斯民众心理重要的转型时期，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乃至情趣爱好都与9、10世纪有较大差别， 由此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审美心态发生重大转变。 9、10世纪是伊朗历史上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 这时阿拉伯人对波斯的统治逐渐减弱。为了摆脱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具有一定势力和实力的伊朗贵族在伊朗本土纷纷自立地方王朝，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南部的扎法尔王朝（861—900），西部地区的白益王朝（945—1055）， 以及东北地区的萨曼王朝（875—999）。这些地方王朝表面上虽仍臣服于巴格达哈里发，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各个地方王朝的君主们大力网罗诗人，倡导达里波斯语，积极推行伊朗文化，为恢复民族自信心而为伊朗伊斯兰前的历代帝王大唱赞歌。诗人们歌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歌颂伊朗古代帝王们南征北战、开疆辟土的丰功伟绩。有志之士们向往建功立业，纷纷效力于各地方王朝；古代勇士们保家卫国的故事四处传播，为人们津津乐道，整个社会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一种崇尚勇武刚强的审美风范。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散发着一种激昂慷慨的阳刚美。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菲尔多西的《王书》。这部史诗般的作品记述了萨珊王朝灭亡以前伊朗历代帝王的文治武功和勇士们勇猛善战的英雄业绩，全书充满了激昂的爱国主义思想，场面恢弘壮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即使其中的四大悲剧故事也表现出古希腊式的悲壮的阳刚美。这时期的抒情诗都喜歌颂春天，歌颂青春，歌颂一切朝气蓬勃的事物。波斯文学之父鲁达基（850—940）在抒情诗中也吟出豪气干云的诗句：“应去奋勇杀敌，以使敌人心惊胆战；应当慷慨济友，以使朋友解脱饥寒。”（注：引自何乃英编著：《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8页。）其《暮年颂》似在悲叹暮年，实际上充满了对青春年少豪爽快乐的赞美。 然而，到了11世纪上半叶，生活于锡尔河下游的一支突厥部落通过多年的征战，建立起萨珊王朝覆灭后第一个统治伊朗全境的政权——塞尔柱王朝（1037—1194）。塞尔柱人是一支游牧部落，其文明程度较低，缺乏统治伊朗这样一个文明大国的经验。因此，塞尔柱王朝的君主们是靠伊朗人来统治伊朗的，这使伊朗的文化得以延续。但是，对伊朗人民来说，尚未完全独立，又一次遭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的异族的入侵和统治，民族自信心遭受重挫，昔日浓烈的骄傲自豪之情逐渐烟消云散。多年的战乱使人们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深深的悲观失望之中。而这时苏菲思想已在伊斯兰世界流行。这种具有浓厚出世色彩的宗教思想正好迎合了当时伊朗人民的心理，加上塞尔柱王朝统治者们的大力提倡和扶植，苏菲神秘主义在伊朗迅速兴盛起来。 苏菲神秘主义产生于阿拉伯，但使之发扬光大的是波斯人。在伊斯兰教兴起初期，上层集团和下层教众在物质生活上并无太大差距，是比较平等的。然而到了倭玛亚王朝（661—750）时期，统治集团过着骄奢淫逸、豪华糜费的生活。这引起了普通教徒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背弃了对真主的纯洁信仰。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死后上天堂的向往和下地狱的畏惧，在下层教众中开始流行禁欲和苦行。这是早期的苏菲神秘主义。9世纪是苏菲主义的发展时期。这时期产生了一批苏菲理论家， 使苏菲神秘主义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地讲，苏菲神秘主义就是通过一定方式的苦行和修道，滤净自身的心性，修炼成纯洁的“完人”，在“寂灭”中和真主合一，在合一中获得永存。 伊朗在中世纪真可谓命途多舛，几乎一直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在塞尔柱突厥人之后，花拉子模人对伊朗有过短暂的统治，紧接着被蒙古大军征服，建立了伊儿汗国（1230—1380）。蒙古人的势力衰微后，攻占伊朗的又是一支突厥部落，建立了帖木儿王朝（1380—1499）。长期的异族统治是苏菲思想在伊朗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连年的战火，异族的统治，使伊朗人深切感到现实的痛苦，便遁入内心世界之。作为异族统治者，他们也乐于用消极避世的苏菲思想来消磨伊朗人的反抗情绪，因而大力提倡。因此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苏菲思想一直是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苏菲思想把伊斯兰教从注重世俗改变为强调出世，这不只是简单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修持方式的变化，更促成了思维方式的变化，致使人们的整个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发生改变。的确，苏菲神秘主义的兴盛给伊朗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菲尔多西时代崇尚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转变为厌倦现实生活，向往超尘绝俗，避世独处，崇尚清心寡欲。浓厚的出世情绪消磨了进取心，外在的功名心完全让位于内心的安宁自在，力求在静思冥想中寻找对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解释。 苏菲神秘主义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首先深刻地影响了诗人们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倾向。在波斯，很多著名的大诗人本身就是苏菲长老或苏菲人士，或者说很多苏菲长老或苏菲人士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诗人。这里我们只须把菲尔多西后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诗人列出名单，便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海亚姆（1048—1122）、萨纳伊（1080—1140）、内扎米（1141—1209）、阿塔尔（1145—1221）、莫拉维（1207—1273）、萨迪（1208—1292）、哈菲兹（1327—1390）、贾米（1414—1492）。这些诗人中，萨纳伊、阿塔尔、莫拉维、贾米皆是苏菲长老，其中莫拉维和贾米还是重要的苏菲思想家。内扎米是苏菲修行者。萨迪的身份较为特殊，虽不在教团也不具体修行，但却有僧人的身份，可借用佛家“居士”一词称之为苏菲居士（尽管不太贴切）。哈菲兹虽既非长老也非苏菲人士，却是公认的具有浓厚苏菲色彩的诗人。只有海亚姆是否具有苏菲思想争议较大。其他享有国内声誉的苏菲派诗人或具有苏菲思想的诗人也不少，就不再一一举例，可以这么说，阿拉伯盛产苏菲理论家，而波斯盛产苏菲诗人。要写出上乘诗作，“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注：见王国维：《人间词话》（第60则）。）理论家擅长严密的理论建构，却少了诗人的天赋。只有当诗人的天赋与苏菲思想结合在一起时，才可能产生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苏菲神秘主义诗歌。作为一名苏菲长老或修道者，其修道深于他人，对苏菲玄理的领悟深于他人，因此其达于沉醉的程度也深于他人。而诗人的锐感使他们在体悟苏菲神秘主义玄理后能产生一种心灵主体的特殊感受。这种特殊感受使他们把形而上的玄理化为优美流畅的诗句，既能从中体味到神秘玄理，又能领略到艺术情趣。若非这些一身兼二职的苏菲派诗人或具有苏菲思想的诗人的高超艺术才能，浓厚的宗教色彩很可能使波斯中世纪的诗歌成为枯燥乏味的宗教偈颂，谈不上什么文学艺术价值。 本来形而上学与文学的范畴是迥然不同的，然而苏菲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它指导人生实践，与纯粹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辩不完全相同，因而与文学产生了某种契合点，使苏菲神秘主义的研究对象成了波斯中世纪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诗歌的神秘主义化倾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很多诗歌常常是言在此意在彼，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难以明确界定的情趣旨意。请看莫拉维的两首四行诗： 花间徘徊与情人，心闲无意眼览花； 情人含怒言无羞，红颜在此却顾它。（注：笔者译自《波斯名家四行诗选》，德里兰鲁赞涅出版社1973年版，217页。） 秀发似网缠且缠，红唇如蜜叹复叹； 相会誓言空又空，离别之痛添再添。（注：笔者译自《波斯名家四行诗选》，德里兰鲁赞涅出版社1973年版，207页。） 这两首小诗可以作为优美的普通情诗来欣赏，但其中蕴藏了深刻的苏菲思想：第一首诗讲的是，在修行中“心见”真主时，千万不能心有旁鹜，否则会导致真主的愤怒；也可理解为，除真主外世间万物皆不值得顾恋。第二首诗描述的是长时间的修行中没能“心见”真主的痛苦心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