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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智的行动”：虚无与迷失 从之前的各种研究来看，“一般认为主人公大门可以看作阿部知二的分身，但是缺少实证”(19)。阿部曾坦陈其名作《客舍寒冬》中“混入了许多昭和11年前后的30年代初期我的心象”(20)，但不能就此认定其中的“我”便是作家本人。长谷川泉在对该作所作的评论中指出：“该作品中既是行为者又是言说者的主人公，与私小说中的‘我’是不同的。在《客舍寒冬》中，主人公与作者并非私小说式的同一人格，两者间行为与认识、行动与思想的分裂与游离也采取了应被认可的新手法。”(21)《北京》中的人物大门亦可作如是观。不过，尽管尚无直接材料可确证大门勇乃阿部知二的自我指涉，至少可以认为北京题材作品群是阿部知二“行动主义观”的实验场，而大门又可以视作阿部“行动观”的执行者。阿部知二所撰写的文艺时评《行动与知识分子》发表于1935年12月，从时间上来看，这篇评论与其北京之行有着紧密的衔接关系，因此，该文中有关“行动”的论述值得重视： 从个人的生活基准或者道德而言，这种“必须做点什么”的心情，无疑是积极而有意义的。游手好闲、倦怠、懒惰、狐疑和安逸的生活态度应遭到唾弃。……因此，作为第一步，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上，行动的精神必须被全面肯定。 但问题是，一旦脱离了个人道德的范畴而要面对社会时，就未必如此单纯了。……这里就存在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就成为了问题。……所谓的行动，就其素朴纯粹的形式而言，又是另一种与慎重、批判不同的东西。正由于它是能被任何一种火点燃的纯粹之物，所以有着旺盛的力量，是幸抑或不幸呢，这就是现实人生的情形。……所谓慎重的行动，绝非暧昧的理想，对知识分子而言实为现实性的事情。……合理性精神对行动的介入，至少这种努力，虽乍看迂远，但必须是他们最为正确的态度，知识分子的自觉就在这里。 …… 近代知识分子被浪漫的情绪所拘束，其病弊，从消极一面来说，是与现实感乖离的、情绪性陶醉的虚无，这并非什么可怕之事。但，如果积极地考虑这一病弊，这种情绪至上如果是非合理的、无批判的，甚至更成了现实意义上盲目行动的热情，成为政治热情而呈现出来，那么它必然是可怕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全部能力，如果被集中到煽动家式的效用中，其结果就会让人寒心。……知识分子的工作无疑是在实现向行动的飞跃之前，在达致极限的最后关头之前探明合理性。(22) 以上引文暗含了作者对王子明式的非合理的、无批判的“行动”以及加茂式的单纯冒险、盲目的“行动”的批评。通过这种批判，作者阿部知二的行动观得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呈现出来，概言之，即“审慎、理智、合理的行动主义”。显然，作者的论述与小说中大门的思考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无论对王子明等中国知识分子“抗日”行动的立场鲜明的批评，抑或对加茂这类青年在华行动的隐忧，《北京》对“行动”的讨论始终呈现出旁观者的理智。在日本近代文学评论史上，阿部首先是作为“主知文学论”的倡导者而被评论界关注的。所谓“主知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凸显的是“唯理智论”的哲学倾向，强调真理应基于理性来合理把握。而作为一种创作主张的“行动主义”则“意在唤醒人类的政治行动及人类的行动性，积极地使文学对社会发生作用，以求复兴因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而趋于颓废衰灭的文学内容”(23)。笔者认为，阿部知二在《北京》中所倡导的实际上是二者相叠加的、概念化的“理智的行动主义”，它似有如下特征：一、发挥作家的能动精神，对政治、社会现实保持积极的介入、干预姿态，二、在“行动”中保持理智、审慎而非激进、冒险的态度。 渡边洋在《法国与日本的行动主义文学》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清理了日本行动主义文学受法国影响的轨迹。事实上，在日本作家们追效的典范圣•埃克苏佩里的《夜间飞行》、安德烈•马尔罗的《征服者》与《王道》等作品中，主人公多为“行动的虚无主义者”，正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虚无之后，才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埃克苏佩里和马尔罗自身便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前者是喜欢冒险的飞行员，后者更是20岁前后就离开法国赴中、苏、越等国游历，一生都在不断介入现实，二人作品中主人公的行动倾向更多的是基于作家的个人体验。与此不同，《北京》中的加茂、王子明则始终处于大门这个理性的都市隐士、且与作者存在着对应性的人物的观察之下，使得作品关于“行动”的认知截然不同于其法国同行。堀田乡弘正确地指出： 舟桥、丰田与小松等，面对当时的日中战争，发起了怎样的组织、进行了怎样的反战实践？与法国的行动主义相比较，实质上殆近于无。确实，名为行动主义作品之作品，以《行动》10年[昭和十年]6月号的《行动主义文学特辑》为代表，有着数种创作，但若看实践的姿态以及这些作品，其中有的却是日本行动主义的非行动性。……日本的行动主义，以各种形式提出“文学者的参与”、“文学与生活实践的一致”，但实质上依旧未能超越“文学者的实践便是文学”之旧态。(24) 事实上，被视为日本行动主义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客舍寒冬》的主人公、讲述者“我”，也与《北京》主人公大门一样，被设定为是在周围友人都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之时，却避居一隅、过着读书人生活的“非行动派”。这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大门曾质疑、批评中国文化人王子明纸上谈兵的“非行动”倾向，但其自身也始终站在“非行动派”的观察家立场上。如前所述，这位书斋式观察家关于个人友情与国家利益的观念式的、虚无的认识，已被沼斥为“近代文明病”。当跨越了国界，在母国与对象国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在加害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中考察非行动派的“自由主义作家”阿部知二这一看似合理的创作主张时，其缺陷与虚无便浮现出来了。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批评了王子明等“盲目、非理性”的抗日行动之后，大门并未在其反面提出面对“闯入者”的侵略、作为受害一方可行的“行动”路径；另一方面，大门对包括自己、加茂等人在内的日本人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的在华/对华行动，缺乏应有的反思与批判。在阿部知二这位日本文学界有着定评的“人道主义作家”笔下，《北京》的主人公大门勇甚至曾有作为帮凶与加茂一起殴打北京老车夫并致其死亡的恶行，且事后竟不觉得悲伤，只觉得像“冷静地打死了一只蚊子”(《北》：131-133)。尽管曾在一瞬间反思“我的人道主义，对一个个中国人的爱之类的话，不就是不堪一击的呓语吗”(《北》：134)，但下午便觉得上午的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北》：135)。源了圆认为，日本人“对人富于同情心，对国家充满忠诚，但同时也缺乏全局观念，对人的同情往往不扩大到其他民族”(25)。武田泰淳也曾一针见血地批评：“在小说中，有着谦虚的自我反省传统的日本人在对于支那的评论、研究中则显示出与之相反的倾向。”(26)然而，在笔者看来，毋宁说，《北京》中的大门这一人物正折射出在侵华时期日本知识界整体“向右转”的历史语境下，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国家利益的对立冲突中进退维谷。武田泰淳在《中国的小说和日本的小说》中指出： 侵入、夺取、强迫、伤杀一方，与被侵入、被夺取、被强迫、被伤杀一方，日中两国文学家一直在各自的小说中忠实地表现着日本与中国的这种政治关系。……横光利一的《上海》、阿部知二的《北京》都具有作为个人，对稳定、自大的日本政治权力的批判力，是带着西欧式人道主义、西欧式知性、最重要的是尽情挥洒着西欧式小说技术的优秀作品。但尽管如此，在其根底上那作为优越的异国人旁观动乱而写作长篇的作家意志之下，蕴含着与中国作家们共有的、日常的、极为朴素的屈辱感所不相容的东西。(27) 这一批评的后半部分虽已堪称洞见，但《北京》对日本政治权力的批判仍然是微乎其微、殆近于无的。尽管未像同时代的不少作家那样，直接赴前线作为“笔部队”、为日本侵华摇旗呐喊，但从他对日本人对华“行动”的颂扬、对个人在华暴行的漠然中，仍然可以看出阿部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而“理智的行动主义”也在日本侵华、中国抗日这一现实“行动”语境下被逼入了隔膜、虚无且近乎于破产的境地。须指出的是，阿部知二所谓的“理智的行动主义”之破产是必然的，因为他脱离了日本侵华的历史语境、脱离了侵略/非正义(日本)与反抗/正义(中国)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清谈空论所谓的“理智”与“行动”。阿部知二是1930年代著名的“新兴艺术俱乐部”成员，曾与川端康成、中村武罗夫、井伏鳟二、舟桥圣一、小林秀雄等人一起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指责无产阶级文学尊重“现实真实”是“使艺术成为政治的牺牲”，“政治扼杀了艺术性”。但是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存亡攸关的危机时刻，剥离了“政治性”而追求“艺术性”，则必然无法理解作为受害一方王子明们的抗日行动。“理智的行动主义”非但无法实现对战时日本政治权力的冷静批判与反思，反而在无形中沦为鼓动日本人对华“行动”的帝国主义帮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