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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害者的“行动” 滞京期间，大门勇不甚与在京日本人来往，离群索居，被讥为“北京村的圣人”；自从在万寿山邂逅了一位中国女子、惊鸿一瞥而发烧一场之后，“他的活动力衰退，在王家一隅，过着日渐无为的生活”(《北》：35)。以上表述意在凸显大门的“非行动”倾向。对于这一倾向应如何认识，先看王子明的评论。在某一天邀请大门赏月饮酒之时，王子明谈到日本虽“没有行动的思想和文学”，但“有的是行动本身”(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就看来到北支的一个个日本人，不就是实实在在地在行动吗？全国都在行动的国家，还需要像期票一样的、憧憬般的行动思想与文学吗？有实在的行动足矣”。在大门试图强调自己这种日本知识阶级的“非行动性”时，王子明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小撮知识分子不是例外，又能是什么呢？日本知识分子，如果不具有行动性，那就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日本人之外了。但，我连这个也不相信。他们也是极具行动性的。比如，恕我直言，您是来做什么的呢？的确，您一直安静地生活着，但，以原本就不甚强健的身体来到这里、思考他国历史，此事本身不就是带有强烈意志倾向的表现吗？”(《北》：144-145)王子明的质疑一方面回应了所谓“北京村的圣人”之来由以及大门的“非行动性”，但同时却又在大门看似“非行动”的言行中提取了其内在的“行动性”本质。实际上，在阿部的短篇小说《王家的镜子》中，看门人小张发现，在王子明趋向抗日之后，泷英作(与《北京》中的大门有着较大的对应性)也一改不甚与在京日本人交际的常态——“最近泷却只与日本人来往了，学者、实业家、官员、军人样的人都来泷这里玩”⑨。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敏感时期，很难想象与以上各色人等的“玩”是无现实动机的、“非行动性”的。对于王子明所指摘的“来华行动”一说，大门并未正面回应，却反唇相讥：“这么说，您现在也是因为要开始什么行动而频繁与众人集会的么？”面对大门之问，子明不作辩解，坦言“是的，因为坐以待毙的话也是一样”(《北》：145)。这里，大门的“不否认”可以说就是一种间接承认。 然而，子明与大门的“行动”实则存在着质的差异。如果说大门来华考察是一种“隐性行动”，那么在王子明眼中，此乃日本国民在所谓“大陆进出”的历史语境下自然、主动的选择；相反，子明的行动则是由“非行动”性的思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后做出的被动选择。子明自称是所在学校介于“亲日派”与“抗日派”之间的“中间派”。他与某银行家之女似有私情，女子欲反抗父亲的意志、跟随她的兄长赴莫斯科读大学，这一动向暗示着她的“赤化”倾向。⑩大门问子明何以不予阻止，后者称：“这能阻止吗？我虽未必赞同她与其兄的思想，但不也没有反对的权力吗？”(《北》：68)子明的话在表明了其“中间派”政治立场的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暗示了他自身“行动力”的缺失。在P饭店，日本人沼先生无法忍受大门和子明“太过闲人气”的谈话，便向后者提出了尖锐的现实问题——“你所在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的情况如何？还是持激烈的抗日论调吗？”“在王先生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谈论现代支那是要沿莫斯科还是东京的路线走下去，才是有益的”(《北》：71-72)。尽管如此，子明仍无意介入讨论，却与大门一唱一和大谈古事，回避对现实层面中日关系的正面回应。由此可以窥见，王子明与大门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敏感关系展现出疏离的姿态；直至沼发出“你们知道日本人很强吗”这般咄咄逼人的挑衅时，子明才“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像孩子在背诵一样，又像与此前的问答没有关系一样，半闭着眼睛说：‘琐罗亚斯德说过——欲做朋友，要先向他挑战。——抵抗，是奴隶的道德。’这真出乎意料，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此话……任何人——甚至子明自身都不清楚”(《北》：80)。 关于自己在行动层面上的消极姿态，子明解释说：“以我个人立场来说，对贸然的行动是不以为然的，这并非逃避。我想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和使命。那是什么呢？制造幻影。可能会有些词不达意，vision——不管说它是理念、还是抽象的精神、梦想抑或是意识形态，用现在的语言实在难以准确表述出来。总之，这个vision正是我们的国民所欠缺的。我想，放眼长远的话，制造此物才是我等所应从事的工作。”(《北》：146)当然，子明也明白，这“不应仅仅是作为幻影的幻影，而是作为可以改变现实的信念之幻影”(《北》：147)。但到了后来，“大家都在我周围呼喊着，现在更为迫切的行动要求我们付出牺牲。我也决心不满足于此，而要去呼应这一要求”(《北》：149)。对以“‘幻影’制造者”自况、常耽于思考与辩论的子明而言，坐以待毙莫如奋起抗争的“行动”转向毋宁说是痛苦、孤独和被动的——“众人归去我独处时，这盘子、烟蒂就像糖果盒中的精灵一样，开始出声地嘲笑着我：‘辩论、辩论、辩论。’我感到非常孤独，就把你叫出来了”(《北》：142)。 大门觉得安慰的话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回答道：“糖果盒里的一个精灵是不是这样喊的？——剩下的，只有‘行动’了？” “嗯，是的，但话还没完。一个喊了声‘行动’之后，旁边的糖果盒嘀咕着‘行动也会是悲惨的，无为隐忍也将亡国、亡国’，我们的心在穷途末路前彷徨。”(《北》：143) 在《王家的镜子》中，平日攀附权贵的叶女士大声疾呼“战争，战争，我们要做先锋”，众人同声称赞附和，“只有王子明毋宁说表情痛苦”(《王》：270)，这一幕也被看门人小张看在眼里。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留意：大门们(包括《北京》中的大门勇和《王家的镜子》中的泷英作)对子明的观察、评价及心态。在《王家的镜子》中，泷英作临行前与看门人小张深入交流，他认为像子明这般的文化人“中国从几千年前就多得无边。世界上此种人最多的便是这个国家。个个秉性义烈，常思考难题，但不太懂得实际的事情。然而，只知道这些人的人，便会觉得中国是个可怕的国家”(《王》：267-268)。显然，泷英作批判的矛头直指以王子明为代表的耽于思辨、止于空谈却缺乏实际“行动力”的中国知识阶层。武田泰淳曾指出，中国作家的“负疚”只与一事有关，即对处于近代国家群包围之中的中国，是干预、介入抑或置之不理；若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未能参加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运动之中，那么，其作为文学者的生命就会瞬间消亡。(11)换言之，行动与否关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有趣的是，在子明被动地萌发出行动意识(约等于以日本为对象的抵抗意识)后，大门的心态又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变化。在P饭店与沼等日本人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大门看着黑暗中泛着微白的子明的溜肩膀，感到那闲雅、柔和的贵公子般的子明，与刚才那激烈论辩、口吐尼采名言、尝试分析性思辨的样子是多么不协调啊”(《北》：88)。大门回国前，子明应其请求陪他去探视妓女鸿妹。大门看着妓馆中的子明，“这和谈论政治、思想时的脸是多么不同啊。那脸上是自然地融入这颓废之美的空气中而畅然呼吸的平滑色调。有种像釉子一般的光泽笼罩着他的面容。那恐怕是已化为一两千年的遗传因素潜入了他体内、现在慢慢渗到皮肤表层之物吧。大门不由得说了句‘所谓的颓废，真是一种美’”(《北》：232-233)。只有在这样的子明身上，即“越是要从其中[中国这一‘无为天国’的整体颓废——引者注]脱身而出，身体深处却越与之相互融合，无计可施”(《北》：233)的、平静颓废远离政治的子明，大门才能发现美的存在。在大门看来，谈论政治、思想(特别是以日本为对象时)的子明是令人反感、厌恶的。显然，这种审美倾向的核心是去政治化与否。 事实上，同前所述，大门与子明之间既有作为知识分子须共同面对的“行动与否”之惑，其背后更有现实层面民族、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与冲突。大门称“只要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不能像佛陀一样，那么在任何地方，力与力之间都会相互冲撞。……但，我与王先生们之间能彼此感受到友情，这也是事实”，但是沼的话无情地击溃了这一“知识分子式的、观念式的，不，毋宁说是虚无式的人道思想”，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认为，这确实也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请问诸位，那种感情在迫在眉睫的危机面前，能有多大的力量呢？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憎恶、激战正逐渐占据优势、排山倒海而来，不是吗？——温情主义不过是近代文明病而已。”(《北》：79)显然，知识分子间的人道主义友情在日本“闯入”中国、中国被迫奋起反抗的历史语境下空有其表、脆弱得不堪一击，最终走向对立。文学史上，佐藤春夫与田汉、郁达夫等中国文人友情的破裂便可作如是观。大门在归国前反省： 确实，自己与子明不到半年的友情是美好的，对此无论怎么夸张都不为过。但，这是存在于令人憎恶的框架——巨大的、超越于个人与个人善意之上的强有力的框架——之中的，可曾有一天是在此框架制裁意识之外的友情交流？不，友情本身不过是憎恶的最为复杂、绝望、倒错的表现而已。我们不就是为了表现憎恶而尽力殷勤、美好地交往吗？就像为了表现爱有时要借助战斗的形式一样。……对抽象意义上的“日本人”抱有敌意，和爱着自己这一个日本人这两者之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矛盾的、无法解决的。(《北》：237-238) 尽管不愿直接面对、承认，但大门与子明在国家间侵略/反抗语境下的个体间的隔阂、对峙，一直都是各自心知肚明的事实。这一“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正暗示了现实层面上北京沦陷后留在北京的普通知识分子与日本“闯入者”内心世界的深度隔阂与分歧。 子明被动萌发的痛苦抵抗意识渐次转变为切实的“行动”形态。离京后，大门在大连收到了王子明的信件，信中称“我快要与那位曾在P饭店跟你谈过的少女结婚了，因为她已放弃了去莫斯科的想法。但实际上究竟何时能结婚，尚无法预期，因为比起结婚这种个人之事，现在我们想全身投入到更大的、更激烈的漩涡中去”(《北》：264)。对于子明而言，何为该做之事，《王家的镜子》给出了答案——“夹在抗日和亲日夹缝中的子明日渐趋于抗日”(《王》：265)。在大门看来，子明走向抗日的“行动转向”是在他预想之内的。月夜交谈前，大门已然意识到“话题不是风雅、悠闲的赏月，只不过是与救国问题短兵相接的男人和恐将成为这场运动对象国的男人之间，夹杂着友情的、谜一般的应酬”(《北》：142-143)。 但是，王子明可能参与的抗日“行动”最终归于失败： 北京大学生针对北支政权的弹劾运动以及针对此运动的镇压相继发生。……此时，大门自然是把王子明与之联系到了一起。尽管还不知道他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可能已经不被“烟灰缸、糖果盒之精灵”所烦扰而四处活动了吧？像他这样的人，为了这种事而兴奋、并为之四处奔走果真是幸福的吗？话虽这么说，他也一定不会放弃那已近乎疯狂的、偏执的行动欲望，甚至会高喊“粉身碎骨又何妨”吧。大门甚至深感悲愁。(《北》：272-273) 子明的失败因由何处，是偶然抑或必然，小说中未见明言，但似可推导而知。在此前二人同赴妓馆时，注视着子明“愠怒的脸”，大门就曾认为，“不必说，王在思考冲破这无为天国的‘新支那’运动，解决的办法便是将愠怒的对象定为日本”(《北》：222)。有趣的是，从子明这一个体身上，大门竟自认为获得了破解中国国民性的密码： 大门看着那张脸，……结果一瞬间，他感觉到“这是张愠怒的脸”。愠怒的神情——这一发现新鲜得甚至让大门感到吃惊。是的，这半年间早晚所看到的王子明脸上那伤感的温雅便是愠怒时的表现。不，北京人——恐怕支那人都是这种愠怒的脸庞吧。……他们恐怕是从几千年前，就这样愠怒至今的。为何愠怒，大多数时候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更加郁结寡欢、心烦意乱，就变成了一副孩子哭着入睡的表情。时而，会有个家伙挺身而出，大喊一声“我们愤怒的对象就是它！”，这个“它”是什么都无关紧要。比如，“我们对王朝感到愤怒”、“我们对蒙古人感到愤怒”、“我们对日本感到愤怒”。只要有人这么说一句就可以了。众人便奋起、齐声高喊“说得对！没错！”……但过不了一会儿，就会沉静下来，又回到了几千年以来不知缘由的、不明对象的、无限的愤怒，他们的表情又会回到悲伤、郁郁不乐的平静。(《北》：220-222) 无独有偶，桑原骘藏在发表于1926年的《支那猥谈》中谈到，“支那国民……完全没有批判精神。他们不会充分考虑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在个人抑或团体的行动之时，他们又是极为粗心大意，容易盲信”(12)。月夜交谈前，子明在与青年教授、学生们的辩论中被迫转向以及《王家的镜子》中叶女士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节，与桑原的论断显然存在着呼应关系。如果说无判断、无立场的盲从心理是趋向“行动”的成因，那么在大门看来，子明等“行动”的败因则在于倡导者的盲目性、随意性与“非理性”。在《王家的镜子》中，叶女士只是一个朝三暮四、毫无立场、攀附权贵的轻浮女性；《北京》中的参与讨论者——大学教授和学生——尽皆缺乏“行动”历练的年轻人。在大门看来，学贯中西的王子明本应作为“理智派”成为具有决断力的领袖人物，而他却最终不得不屈从于“非理性”势力、并在其裹挟之下走向抗日之途。 综上，大门认为，千百年来以王子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流于“纸上谈兵”，缺乏实际“行动力”，另一方面，以日本为“行动”对象的中国文化人的抵抗意识又缺乏美感，落实到切实的“行动”层面，则将由于其倡导者的“非理性”和响应者的盲从而归于失败。那么，在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的历史语境下，若非坐以待毙，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日本文化人村上知行曾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是复活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显然，村上这一倡议是“在战时批判反思西方文化、‘打击英美’、‘中日提携’、复归东方的政治策略驱动下，又以‘为东洋和平计’为名，行‘以其人之弊还治其人之身’、‘己所不欲，乃施于人’之实”，是别有用心的。(13)那么，舍此之外，若非“非理性的盲从”，到底该如何“理性”应对日本侵略者的强力“闯入”，阿部知二的《北京》并未为此指明方向。这是必然的。在笔者看来，村上要求中国青年文化人复古的直白恶意与阿部对中国抗日“行动者”们的委婉批判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差异，这些言论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呼吁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停止反侵略的斗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