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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部知二创作、出版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后的长篇小说《北京》具有强烈的时局色彩，是日本“行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关于“行动”的讨论贯穿小说始终。在作家行动主义观的执行者大门勇看来，以王子明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向有缺乏行动力之弊；而当王子明趋向抗日之“行动”时，大门又认为这种抵抗意识缺乏美感，终将因倡导者的非理性、响应者的盲从而归于失败。同时，大门勇又认为，日本青年加茂等人的在华/对华行动值得赞赏，但其对华认识存在简单化倾向，左右翼不分的冒险主义行动热情易被未知力量煽动、利用，其“行动”也必然归于失败。在这部小说中，阿部知二倡导一种“理智的行动主义”，然而，在日本侵华、中国抗日的历史语境下，这种试图“去政治化”的主张必然会被逼入隔膜、虚无、破产的境地。 关 键 词：阿部知二/《北京》/行动主义/“去政治化”/侵华战争 一、行动主义：《北京》研究中被忽略的“基轴” 1935年9月1日至13日，日本作家阿部知二来到北京，逗留了两个星期。在其长篇小说《北京》的跋语中，他感叹：“为什么我没有早些知道，在距离我们的岛国如此近的地方竟有如此好的去处。”①北京之行为创作几近停滞状态的阿部知二带来了持续两年多的创作激情，除了评论性质的中国人论、中国文化论之外，他还创作出颇成规模的“北京题材作品群”，主要包括《邻国的文化——来自北平的印象》(载《读卖新闻》1935年10月26日)、《北京杂记》(载《塞彷》1935年11月)、《美丽的北平》(载《新潮》1935年12月)、《燕京》(载《文艺》1937年1月)、《北平的女人》(载《文学界》1937年5月)、《北平眼镜》(载《文艺》1937年9月)、《王家的镜子》(载《改造》1937年10月)以及基于以上准备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北京》(第一书房，1938年4月)等。这些作品不仅存在着创作时间上的连续性，在人物形象诸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对应，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互文网络，其中部分作品在当时还引起了文坛的关注。②而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总结之作《北京》。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竹内好和武田泰淳都给予该作相对正面的评价，竹内认为比起小田岳夫、丰田三郎以及立野信之的北京题材作品，“《北京》在描写支那的日本人小说中属于好的了。武田订正道：不，在阿部知二的作品中属于好的了”③。 阿部的北京之行值得注意者有三：一、这是作者初次来中国旅行，甚至是其首次海外体验；二、此行发生在作者积极参与的“行动主义”论战中心园地《行动》杂志停刊前后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而《北京》则出版于大战爆发后的1938年4月；三、在《北京》的跋文中，作者强调，该作非“时局文章”，而只是一部“感伤纪行录”、“幻想曲”和“支那观察录”，但水上勲所整理出的阿部知二“接受系谱”⑤显示，时人和后人对此说都绝少相信。 《北京》是以日本青年大门勇、加茂和中国青年王子明三个人物为中心展开的：大门勇是东京某大学青年教师，以调查元明清时期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之名来到北京，寄住于华北前实业界人士王世金家里。王家长子王子明任教于北京某大学，是个有着“赤化”倾向的文弱青年，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文化人应该以制造“幻影”(vision)为使命。在北京，大门邂逅了自己当年的学生加茂。加茂毕业后来到伪“满洲”，曾深入中国腹地调查、探险，甚至在“九•一八事变”时参加过“北满讨匪军”，而今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情况而来到北京，是极具开拓精神的日本青年，且善于在行动中观察中国，发现问题。随着中日两国政治军事局势日趋紧张，原本纸上谈兵、沉浸在“无为世界”中的王子明逐渐向抗日的“行动”方向迈进；而加茂则隐身遁形、不见踪影，据大门推测他已深入中国农村参与农民运动去了。大门与王子明虽然是跨越国界的友人，然而在日本“闯入”中国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貌合神离。在大门看来，王子明参与到以其母国为对象的抗日运动中去是不理智、缺乏美感的，他不顾一切的偏执行动欲望是悲哀的；而加茂等日本人以中国为对象的实践是值得赞赏、敬佩的，但其左右翼不分的冒险主义行动热情易被未知力量煽动和利用。因此，大门期待在华日本人的对华行动能更为理智和谨慎。小说结尾，回国前的大门在大连由报纸上得知，王子明和加茂可能参与的反日运动和河北香河县农民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这一切似乎都在他这位“理智的行动主义者”的预料之中。 在该作中，大门、加茂与王子明之间既各为主体，又互为镜像而存在。日本学者市川毅认为，在与加茂相对的意义上，大门勇与王子明呈现出较明显的共通性，即，他们发现了作为“幻影”制造者、面对现实采取消极姿态的知识分子与将他们裹挟其中的现实世界、“行动”世界间的紧张关系，而远离现实世界之“行动”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弱者地位。⑥问题在于，虽同为文化人，但在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王子明与大门勇的“知识分子同盟”徒有其表、不堪一击，关于是否/如何“行动”的思考与实践也不可能取得根本一致；可以说，在小说结尾处，二者原本貌合神离的隐性心理对峙渐趋明显。三位主人公的不同处在于，以阶层而论，王子明与大门同为文化人，加茂是“圈外人”；以国籍、国家利益而论，大门与加茂同为日本人，子明则是“外国人”。所谓共通之处在于，子明与加茂虽存在国家利益上的尖锐对峙，但都以中国为其“行动”的实践场，如是观之，在北京期间看似无所事事、实则以另一种隐性姿态介入对华“行动”的大门亦莫能外。 日本学者渡边洋曾认为，行动主义文学“在实际创作层面无甚可观者”⑦，实际上，也鲜有学者、评论家将阿部知二的北京题材作品群列为“行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⑧但“行动”显然是《北京》中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一视角的确立，不仅是基于1930年代阿部知二乃“行动主义”文学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刊发其北京题材作品的《改造》、《新潮》、《文艺》、《塞彷》诸杂志乃“行动主义”文学的主要阵地这些外部可能性，更是文本的内部结构使然：对是否/如何行动的探讨贯穿小说始终。落实到具体登场人物上，尽管王子明与加茂绝少“面对面”，但在小说的尾声阶段，二者的针锋相对逐渐“由隐而显”，由“各走一边”转向直接关联(子明对加茂在华北乡村参与农民运动的动向极为关注)。小说对子明和加茂的各自气质及其“行动”观的描述是分头展开的，看来独立而无联系，但在后面描述子明与加茂对日、俄实力消长背景下中国未来走向的“可能”看法时，在描述加茂鼓动河北农民自治运动与王子明参与学生针对“北支政权”之弹劾的“可能”行动时，却呈现出直接的关联。之所以强调“可能”，是因为子明与加茂的“对立”始终是在大门的臆想世界中被呈现与裁断的。在小说中，大门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全知视角操控者，子明与加茂的思想与行动多是通过与大门的接触而得到表达；通过对他们二人“行动”的言说，亦可透视出作为“镜像”的大门之行动观，更进一步说，透视出特殊历史语境下大门北京之旅的操控者——作家阿部知二的行动主义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