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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式” “基因”决定“范式”。如果说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直觉感悟、体味品评和以象喻方式类比的特征，具象与抽象统一、概括与体验统一的理论范畴，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便是由这一文化基因确定和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范式。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和形态是由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对客观世界进行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主要特点在于不是剥离事物表象而以先验的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而以对事物原貌的整体观照和事物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来把握事物、说明事物的特征和规律性，以象尽意、以象明道，力图周详而缜密。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天人合一、万物类情观念导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常常以人体、生命喻文学作品，以心物交融、心灵体验来表达对文学对象的把握，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说正是其体现，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生命之喻的美学传统。强调主体的心灵体验而不是强调对对象的摹仿再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对创作主体的“文以气为主”与鉴赏主体的沉潜涵泳的味的阐发正是这一传统的理论结晶。 整体性思维方式力图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把握，因此，思维不脱离具体现象去作抽象的思考论证，这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直觉感悟、体味品评的特征和以象喻方式评论分析的言说方式。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和诗文评、小说戏曲评点以随笔和点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受和审美体验，品评作品的高低。或者联系文本具体描写，点到即止，言简意赅，诉诸读者的直觉领悟；或者以意象、诗语描绘评论，甚至以诗论诗。这些表述方式虽然显示出本质分析的不足、理论系统的不够严密，但却往往紧密扣合文本实际，有对艺术形象深入的体味、精湛的见解，将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经验与逻辑相结合，融审美鉴赏与理论生发于一炉，避免了脱离艺术实践、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空疏议论。例如小说评点，这是刘辰翁、李卓吾、金圣叹、张竹坡等人前赴后继创造的一种合社会批判、史实评论、审美鉴赏为一体的小说批评方式。它包括小说文本或文集之前的凡例、读法，文本中的眉批、夹批、夹注、回评等，既有对作品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叙述方法的总体评论，又有紧密扣合文本具体描写的批语，“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13]，文字往往短小精悍，点到即止，诉诸读者的领悟感受，但理论观点也就在其中生发出来，精粹而透辟。 整体思维驻足于现象层面便产生了对于感觉和经验的依赖，并充分发展了直觉、类比和类推的方式。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很早就出现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比兴方法，铺陈排比、重叠复沓的咏叹方式。“比”以此物比彼物，抒情达意，充分体现了类比；而“兴”，则以类推、联想取胜。古代文学理论对“赋比兴”手法的肯定和界定即是充分肯定了类比、类推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类比类推不仅运用于创作，也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方式，不仅诗话词话等随笔式的批评中大量运用，就是《文心雕龙》这种具有完整系统和较为严密的推理的理论著作中类比类推也比比皆是。刘勰从作家作品的比较中说明各种文体的流变和体制、特征，体现了类比类推的特色。文体论“论文叙笔”与创作论“割〔剖〕情析采”所采用的审美描述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其逻辑推理不是西方那种概念判断的三段式演绎推理，而是事物形象的类的分析比较与归纳的推衍，是类比推理。在类比中品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从具体的审美鉴赏经验中升华、总结、概括文学的特征与规律。如《辨骚》中，刘勰对《楚辞》一系列作品的评述正是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的结合：“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以并能矣。”由此而得出对《楚辞》的评价：“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14]对楚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结论也是从对汉代及其后作品文风变化的审美描述来推出，并进而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重要原则。其类比推理不是抽象概念的推导演绎，而是由文学现象内在联系的递进完成。是感受与认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从而言之有物，形象生动而又雄辩有力。 整体性思维的不舍象、以象尽意，取象类比影响到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的建构，便是不完全剥离具体现象，力求达到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概括与体验的统一。而且，受古代辩证思维的影响，范畴以对子构成，体现对立因素的统一，如情景、形神、风骨、韵味、意象、意境等等。《文心雕龙》曾以人体喻文学作品：“以情志为神明，以事义为骨髓，以辞藻为肌肤，以宫商为声气”。[15]在对人的形体与精神风貌的体验和魏晋人物品评的基础上，将对于人的精神风貌与形体品评的风、骨转义概括为作品的情志与事义（思想情感与事实的意义）的表达——这就好比是人的精神风貌与挺直的骨髓。当人们将风骨这对范畴用于评论作品时，自然会将作品与人体联系，从而对作品的情志与事义——风骨，有更生动具体的体验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对文学现象的把握是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这也是整体把握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致。原始要终，语出《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16]作为思维方式，它主要是指从事物发生、发展的源流始终来掌握其规律。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意味着对文学现象的把握要从源到流、从根本到技节全盘掌握，整体把握。《文心雕龙》采用史、论、评相结合的方式，历史源流的梳理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鉴赏评论相结合，在博观深识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地把握具体文学现象的整体，并从整体中去把握个别，进而从具象到抽象，从中总结出规律。《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二十篇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即从头到尾论述该文体的产生及流变，解释此文体的名称，彰显其含义，标举代表性作家作品以确定该文体的体式，敷陈文理说明该文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明诗》篇，首先引用大舜“诗言志，歌永言”之语说明诗歌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持人情性”。然后说明诗歌的产生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接着便从葛天氏之歌辞梳理到刘宋朝近世之诗，简直就是一部诗歌流变的分体文学史。之后，进行总结：“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认为铺陈而观，列代而论，诗歌抒发情志的变化规律便能察知；而举例剖析诗章的同异，便可明白诗体的基本特征及写作要领。然后刘勰总结了四言诗与五言诗的体制特征，并举出代表性作家为典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但又指出：“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17]我们看到，《文心雕龙》将史、论、评相结合，既包括对诗体的产生、变化的整体把握，说理的周详，也包括对诗歌特征的形象直观的直觉感悟，是具象与抽象、体验与概括、（审美）感受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杨明照先生曾指出：“在博览精研基础上的史、论、评相结合的方法，是古代文论家的优良传统，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18] 西方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分门别类地“解剖”对象，侧重于对客体结构、本质的研究，从而取得了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尤其是理论体系（学问）的建树。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虽然也达到了对于对象的现象和规律的把握，但是由于缺乏逻辑推理论证和数理方法，对于对象的认识掌握基于经验和实践，往往丰富而模糊，在深刻性、精确上不足，尤其难于建构体系严密的理论科学从而到达现代科技的彼岸。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科学研究之不幸，对于文学研究或许成为幸事。因为文学的属性就在于它是以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对“世界”（人的生活与自然）的审美观照，它同时包容了认识与感受。文学艺术形象的特性决定了创作活动和欣赏活动都不能脱离对象的具体、个别的整体感性形态。文学理论批评的对象是文学艺术形象，剥离对象的具体、个别的整体感性形态进行抽象的概括，是否能完全把握文学的特征、规律？当代文学理论主要以西方文论为资源，采取抽象概括与演绎推理的论述方式，常常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导，往往令人感到空疏枯涩。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这种从具体到抽象，从体味感悟生发理论原则，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统一，以象尽意、以象喻道的方式可以同时把握、揭示文学的现象与规律，更切合文学的具体可感的具象化属性，更切近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8年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