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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把传奇、志怪排除在“说部”之外，原因在于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具有“怪”、“异”的特点： 小说有《齐谐记》，见《庄子》“齐谐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汉武帝时小吏，……采访天下异闻；《夷坚志》，出列子云“夷坚闻而志之”。(47)明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同“小说”具有“奇”、“怪”、“异”等特质。如，《山海经》“主记异物”、(48)“偏好语怪”，(49)胡应麟将小说的源头追溯至《山海经》。“小说”的“怪”、“异”以及因“怪”、“异”而产生的虚诞、不实，这正是王世贞创制“说部”时极力拒斥的。但是，明末清初随着志怪、传奇等文本类型的不断融入，“说部”的质性特征也在逐渐演化。清代初年，奇异、虚诞、荒怪这样的质性特征与“说部”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如张埙说：“近今盛说部，寓言多荒唐。”(50)之后，翁方纲、桑调元等都谈到“说部”涉及“怪”、“妄”的问题： 近日王渔洋于说部分四目。谈故、谈献、谈艺皆吾所取也，谈异则吾不欲闻之。(51) 经史子集列四库，祸首说部标《郛》、《铃》。哤言日出骋幻诞，辄指故实欺聋盲。(52)翁方纲等人对“说部”呈现的“怪”、“异”的风格给予了否定性批评。评判某种风格类型着眼于静态的文本批评，讨论某种风格类型与特定概念范畴的关联则着眼于动态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它们分属完全不同的逻辑层面。翁方纲等人对“说部”所具有的“异”、“幻诞”等的批评，强化了“怪”、“异”等质性特征与“说部”这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怪”、“妄”等曾经被“说部”排斥的类型特征发展成为“说部”的典型特质。 明清时期，“说部”这个概念处于不断重构的过程之中。在“说部”与“小说”两个概念相互参照、相互对应又相互趋迎的过程中，它们指称的知识要素在基本体例上也逐渐趋于同一。 “说部”在体例上的原初特征是“偏载琐述”，(53)“以零星杂语为书”，(54)表达的是个人的思想观念。明代前期，吴讷谈到“说”之体式、特点，“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55)王士禛在论及“说部之书”时，(56)也重申了“说”的体式特征。到了清代，“说部”一方面依然保持着原初的体例特征，另一方面它也融入了新的书写体式。如徐枋将“说部”“分为二种：一曰杂钞，一曰稗语。稗语以纪异事，杂钞以纪奇字也”。(57)“杂钞”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想观念，对世事、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稗语”则是“纪异事”。这样，“说部”在以论说为基本体例的基础上，融入了叙事的内容。到了清代后期，孙原湘清楚地划定了“说部”包含的这两种体例。他说：“年来说部竞如麻，庄语谐词各一家。”(58)“庄语”大体指向的是丛谈、辨订、杂录等博涉经、史、子、集四部的知识类型，这是论说、是述己意；“谐词”则泛指那些以娱乐为主旨的作品，包括志怪、传奇等，这偏于叙事、是“纪异事”。王世贞曾经有意识地将“庄语”、“谐词”界分开来，清人则对这两种知识要素进行了重新组合，将它们封装于“说部”这个概念之下。到了近代，人们更进一步将白话形态的叙事作品移植到“说部”这个概念中。如陆以湉等人谈道： 《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59) 世传说部有《花月痕》一书。(60) 《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凡有说部，堆枕盈裯。(61)“说部”与叙事类的作品，包括与长篇白话小说之间的连接由最初的断裂、错位突变为接续和贯通。“‘说部’最终成为小说的同义词”，(62)无论是在质性特征上还是在指称类例的基本形态上，都获得了与“小说”的一致性。 谈到“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之间最初的差异与最终的合流，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小说”这个概念有着悠长的历史，是中国书籍分类体系中的专业术语；“说部”只是一个新生的专有名词，“说部”的稳定性看似远远地弱于“小说”。但是，“说部”与“小说”的日渐趋同，并不是“说部”单向性地移动或趋附，也不是“说部”单方面地被改造。“说部”原生的质性特征也渗透到“小说”这个概念之内，从根本上改变了“小说”的形态与性质，推动着“小说”这一术语完成从传统到近现代的延续和转换。 首先，“说部”的出现促成了小说与诗、文的对接。在四部分类法下，“小说”是子部之下的二级类目，诗、文、赋等或是集部包含的知识要素，或是集部之下的类目。“小说”与诗、文、赋无论是在类别归属上，还是在层级定位上都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联关系。王世贞在编订《弇州四部稿》时，将丛谈、辨订、杂录等作为独立的知识类型，从子部小说中提取出来，与集部之中的赋、诗、文等整合封装。这些知识要素构成了全新的统一体，说部成为与赋、诗、文相互毗邻、有着内在亲缘关系的知识单元。有清一代，在“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融会的过程中，“说部”与诗、文之间的亲缘关系直接传递、转让到“小说”这一概念之下。到了近现代学术体系建构之时，小说与诗、文等构成了有着内在同一性和统一性的关联序列，共同成为文学学科核心的构成要素。其次，“小说”承袭了“说部”的基质，到了近现代，它最终将口头形态的作品切割出去，只保留了文字形态的文本。“小说”在几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笼括了多重形态、多种类型的知识要素，这既包括文字形态的，也包括口头形态的作品；“说部”这个概念则明确地剔除了口头形态的作品。随着“说部”与“小说”的共融、合流，“说部”的这一概念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建构。到了近现代学科体系定型之时，“小说”这一概念也转而变为，能且只能用来指称文字形态的作品。 在四部分类法下的“小说”观念向近现代文学学科体系下的“小说”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说部”这个概念的创生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对“说部”起到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在“小说”与诗、赋、文聚合成为共同体的过程中，“说部”这个概念的创制以及传播，显然是极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推动力之一。“说部”以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质性特征，影响了近现代的小说观念，推动着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和定型。 王世贞创制“说部”的目的是，在“小说”这一原生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区划、切割“小说”这个庞大的领域。从明代后期到民国初年，“说部”这个词语盛行一时，“说部”生成了自洽性、有效性、包容性，它也建构起特定的历史性和历时性。由于知识体系内部运移的复杂性、自律性，“说部”最终没有发展成为新的知识类型，没有能够替换、覆盖“小说”这一原生概念。但是，“说部”的创生、“说部”与“小说”从背离到合流的演变过程，清晰地呈现了明清时期“小说”这一传统知识类目酝酿的变动与重构。通过辨析“说部”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说观念乃至中国知识统序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是而且首先是本土知识体系自我的需求和内部的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