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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射唐与吐蕃关系的曲折走向 一部唐蕃关系史，既历时久远，又并非一帆风顺，按，唐与吐蕃的关系，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初识、鏖战、逆转、僵持、新生。从唐蕃订交之初到高宗、武后两朝的第一轮兵戎大举，这是双方的初识阶段，大致时间是公元7世纪30年代至8世纪初；鏖战则主要发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至天宝十载(751)期间；逆转则以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乘机蚕食唐西北州郡为起点，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短暂攻陷长安为顶峰；而783年清水会盟至821年长庆会盟，则为唐蕃关系的僵持期；唐文宗以后特别是唐宣宗在位期间，唐与吐蕃在历经两百年攻守进退，各自均至衰境之后，双方关系又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唐蕃关系变迁及其给中原社会心理所带来的震荡磨砺，在唐诗对于彼此通使活动的书写中，均能见出消息。 唐在与吐蕃接触之初，并未对其实力有足够估计，但就是这样一个高原新邻，却在短期内积聚起强大能量，严重威胁唐边防安全。这是唐所始料未及的。高宗、武后两朝，唐蕃相斗，以武则天的倔强个性，断然不会坐视吐蕃进犯，⑨由武后朝重臣张说所作之《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⑩诗，即形象地反映出角力之初唐方对于遏制吐蕃扩张势头的志在必得，诗首四句云： 犬戎废东献，汉使驰西极。长策问酋渠，猜阻自夷殛。首言“废东献”，开宗明义，将唐蕃交侵的罪责归于吐蕃中止贡献，表现出明显的大国自尊心态。“汉使”以下，极言郭元振远使问罪的声势，第四句着一“自”字，富有情味地传递出对使节出使效应的自信。但既然诗题明言“再使”，说明首四句应该是回顾初使情况，真正促成郭氏再使吐蕃的，应是唐蕃再燃战火，即此诗后面所云之“金方事未息”，由此可见，吐蕃对于唐的寇扰，已非速胜所能克服。社会心理的总体昂扬，与实际形势的不如人意，唐蕃关系的曲折困难局面，显然已经在张说此诗透露。 吐蕃在高宗、武后两朝所展开的东向扩张，虽然并未完全达成目的，但唐方却就此领教到这位新邻的实力。张说诗十余年后，杜审言又做了一首《送和西蕃使》，即能反映出唐方看待吐蕃心理的微妙变化： 使出凤凰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拜手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戎，更当封定远。按，据陶敏考证，杜审言此诗作于703年，所送者为桓彦范。(11)从“长策问酋渠”变为“诏谕兵戈偃”，说明唐王朝此时已经暂时修正了对吐蕃的居高临下心态，承认吐蕃之患并非一意依靠武力所能简单解决，因此有在外交上谋求休兵止战的必要(其直接成果，就是促成中宗朝金城公主的入藏)。这一策略转变，一个显著的衍生效应，便是使节在民族交往大局中的作用受到重视，诗歌最后两句，所以要对远使前程予以殷勤祝愿，就是出于将王朝安危寄予使节操持的心理考量。 伴随着唐玄宗即位后对吐蕃政策的再次转向激进，特别是开元十五年(727)后玄宗愈来愈倚重武力，到后来甚至奢想以军事行为一劳永逸解决以吐蕃为代表的西疆边患。全社会也因此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前线厮杀的将士身上。唐与吐蕃各种名目的通使活动虽然仍在持续(譬如围绕金城公主的使节往还堪称密集)，但此时已不易博取社会关注度，终玄宗一朝，描写唐蕃通使的诗歌难得一见，与如此的民族关系及边疆经略形势关系甚密。 突如其来的渔阳鼙鼓，让在天宝后期一度疏远的唐蕃关系，又迎来新的转机。安史乱起，一方面唐方因为大举征调西北边兵回防京洛，有安顿吐蕃以免西疆生变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吐蕃起初可能并未料及一场叛乱足以暴露唐方实力暗弱，因而曾主动产生过助兵讨逆的动议，双方通使由此再度密切，其所影响及于诗歌创作，有两点重要表现。一是将唐蕃通使作为重要素材写入诗中。当时，杜甫正在西行，其途中所作诗中，如“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秦州杂诗》其九)、“羌童看渭水，使节向河源”(同前，其十)等句，都应是对其频繁见闻的唐朝入蕃使节活动的真切记录。诗人作于肃宗至德二载(757)的《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诗，则正面反映了唐向吐蕃遣使借兵的外交行动。诗的前八句云： 送远秋风落，西征海气寒。帝京氛祲满，人世别离难。绝域遥怀怒，和亲愿结欢。敕书怜赞普，兵甲望长安。首二句以一幅萧瑟凄冷的秋景起势，渲染入蕃使节此行的任重道远，三句“氛祲”二字，揭示出使节出使起因是长安遭难，唐方希望获得吐蕃协助。后四句分别从吐蕃与唐朝着笔，既云吐蕃有结好助战的主动意愿，亦明确表示唐方对吐蕃出兵有急切祈盼。 肃代之际唐蕃通使在诗歌创作中所造成的第二点重要影响，是唐朝社会起初对及早扼制吐蕃兵锋仍有一定信心，由此所带来的，则是相关诗歌中表现出的虽然新愁无限却犹怀希冀的复杂情绪，郎士元《送杨中丞和蕃》诗云： 锦车登陇日，边草正萋萋。旧好寻君长。新愁听鼓鼙。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按，据陶敏考证，此诗作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所送者为阳济，“杨”为“阳”之误。(12)其时正处唐与吐蕃在安史乱后的第一轮高烈度碰撞，西北数十州已经陷落(这就是诗中“新愁”一语的背景)，但一方面唐方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吐蕃在唐的严防死守下也不断损兵折将，因此，尽管诗的大半部分对入蕃使节启登前途表示矜念之意，但最后“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两句却仍然在作形势并非无可挽回，故地遗民仍有被及早收复可能的强烈暗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一时期中原社会对于尽快遏制吐蕃兵锋，尚存有一份乐观昂扬的志气。 不过这种乐观显然并未能持续多久，德宗即位之初，即谋求与吐蕃妥协，建中三年(782)，双方会盟清水，吐蕃对河湟千里土地的占有获得承认。其实，早在盟约正式达成之前，一些知晓内情的人，就已经含蓄地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土地民众沦陷将成事实的怅惘失望，如： 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 ——李益《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按，常鲁出使吐蕃，时在建中二年，实为清水会盟预作准备，因而他对会盟将要交涉的内容特别是双方各自的诉求与底线，无疑是清楚的。李诗中间四联虽然有顽强不屈、志在收复的峥嵘之意，但首句以“凉王宫殿尽”起笔，已暗含着对西北土地陷入外族的惋惜，而末联“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则更是明确地表示此后难有亲临故地之机会，只能将满腔眷念托由同样承担沉重心理荷载的入蕃使节转为致意。将李诗与郎士元诗对读，形势的巨大变化及其给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剧烈震荡，不难察觉。 唐宪宗在位期间，曾一度再次兴起反攻吐蕃的动议，但受制于唐中央朝廷的倾轧与边政腐朽，一切努力均告无果而终，到了后来，中原士庶对收复失地、拯救遗民几近绝望，这也在当时的通使诗歌中有鲜明折射： 萧关路绝久，石堠亦为尘。护塞空兵帐，和戎在使臣。风沙去国远，雨雪换衣频。若问凉州事，凉州多汉人。 ——姚合《送少府田中丞入西蕃》姚合所送者为文宗大和六年(832)出使吐蕃的田群，上距长庆会盟已逾十年。此时的唐蕃边境基本回归和平，吐蕃也无力再对唐展耀兵威。然而对这些无时不在系念西方的唐朝诗人来说，他们始终认为这份和平，是以牺牲河湟千里土地民众为代价的。此诗首联说西北与内地的交通之路隔绝已久，那些作为唐对西北土地所有权象征的“石堠”早就风化成尘。(13)尾联则说，尽管不通音信，但沦陷区的民众依然不忘故国，他们依然能清晰地述说其曾经见证过盛世繁华的凉州城的旧事。一正一反，传递出诗人对局面无可挽回的无奈与不甘。颔联则在联内进行尖锐对照，意思是说，那些本该履行使命的边防军队早已收兵撤帐、偃旗息鼓，只留下这些辛苦的入蕃使节仍在作辛苦的往来奔走，言辞中满含对于当权者元所作为的愤恨。与李益时代的单纯的情感纠结相比，此诗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带有反顾性的对历史冷静的观察与深刻的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