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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刘宋：五言诗雅化的形成期 魏晋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基本传承乐府传统，以乐府(主要指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传统上属于乐府民歌的乐府诗)抒写，而传统上写入乐府的内容如游仙、羁旅、愤世等内容逐步进入五言诗中，咏物、咏史等最初尝试进入五言诗的题材，逐渐成为五言诗的重要内容，传统上由四言诗承担的言志、颂德等题材进入五言诗(如阮籍《咏怀诗》)，正是五言诗成为正式的诗歌体式，提高其品格的重要途径。 建安时期五言诗尚处于成为正式文人诗的过程中，曹丕等“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颇有乐府风格，这与此时乐府和五言诗都是俗调大有关系。黄侃曰：“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若其(指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①曹丕《燕歌行》以乐府七言抒思妇之情，则在曹丕心目中，虽然五言未必已成为雅体，但至少七言是标准的俗体，正适合表现这类私人的非重大的情感，而将乐府诗中传统的军旅之苦与思妇之怨相结合以抒写征人思妇离别相思成为七言乐府诗表现的重要内容。曹植将汉乐府中的游侠、都城等加以拓展，成为后世乐府五言诗抒写的重要题材。这些题材内容直至唐代仍是诗歌中的重要题材。杂诗是建安时期出现的新的诗歌类型，王粲《杂诗》写对友人的思念深情绵邈，曹丕以之写游子思妇之情(“西北有浮云”一首余冠英先生以为亦是游子诗)，刘桢以之写厌烦公务而羡凫雁之自由。曹植以四言诗写《责躬》、《应诏》表现自责、忠心及建功立业的愿望。四言《矫志》用以说理。而以五言写杂诗、情诗(亦属杂诗类)，描写游子思妇之情。这些杂诗所表现的都是私人的，非严肃重大的情感内容。《文选》将《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作为杂诗大类之首，可见昭明太子对杂诗的定位就是以抒写游子思妇离情别绪等私人化的情感为主要内容。 正始年间，阮籍以五言作《咏怀诗》言志抒怀，发言玄远，虽多议论，开后世玄言诗之弊(诗歌在文人化的过程中因知识分子要表思想显才智往往会伴随着议论及用典的增多，晋宋五古、宋型诗多议论，即与此有关)。“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第一首)，弹鸣琴的不是“当户理清曲”“思为双飞燕”的游子思妇之情，不是未能“先据要路津”而“谈筝奋逸响”的功名之士的建功之心，而是知识分子的深广忧患，但这是五言诗中第一次大量歌咏知识分子的情怀，极大推动了五言诗的文人化。 赠答之作起于汉末，一般以之抒写朋友往还、夫妇离聚等情感内容，大体抒写此类私人感情的赠答诗以五言流调为之，而抒发较为正式的劝谏、勉励等情感内容则以四言正体为之。如刘桢《赠徐干》表达身陷囹圄之苦闷及对好友之思念，曹植《赠王粲》表达对王粲的思念之情，此二诗皆表达友朋间的关心思念之情，故以五言为之。王粲《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表达对友人的赞颂勉励，以四言为之。晋人赠答诗大体亦据内容选择诗歌体式，如果抒发劝诫、赞颂等较为正式严肃的内容用四言诗，如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歌颂晋以礼治国及冯文罴之才华，而五言《赠冯文罴》则是表达对冯文罴朋友间的思念，而不像上一首涉及称颂晋室等较为严肃的内容，故以五言为之。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表达对姐夫顾彦先及故乡的思念，情感较为私人化，故亦以五言为之。 在晋人心目中四言仍为正统诗歌形式，西晋统治者崇尚儒学，所以该时期四言雅颂之体泛滥。张华以四言写《励志诗》，而以五言写儿女情长的《杂诗》、《情诗》，可见在张华心目中文体的雅俗观是非常清楚的。祖道诗是晋人的新创，祖道是一种送别仪式，为行者祭祀路神保平安，祭祀本是大事，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送军队出征，为太子诸王送别的祖道诗，王浚、张华、孙楚皆以四言为之。祖道诗之前没有创作，而这些诗人不约而同以四言创作，因为他们知道上述这些送别是非常正式的当以正统的四言诗为之。而陆机《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因为只是抒发与毕、刘、潘三人别离的伤感，情感较为私人化，故以五言为之。潘岳以四言诗表达应诏、颂德、述志、论学言理等内容，如以四言作《关中诗》颂皇恩戒齐万年、杨茂关中之乱，论学则如《于贾谧坐讲汉书诗》，而将行旅、悼亡、思子等比较私人的情感内容写入五言诗，悼亡、思子是潘岳的首创，因为抒写私人感情，自然以五言诗创作。陆机以四言创作应诏、颂德等正式严肃的情感，上文述及陆机赠答诗根据情感内容的严肃与私性选择四言与五言，可见陆机心中四言与五言的雅俗之别十分清晰。 左思继承班固以五言咏史的传统，同时又将阮籍的咏怀纳入咏史诗中，从此优秀的文人咏史诗不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以咏史而感怀，但左思在《咏史诗》中表达的还是未据要路津的愤懑，与阮籍《咏怀诗》所表达的知识分子深广的忧患意识高下自现。但左思将咏史与咏怀相结合还是提升了咏史之作的品格，并树立了这类诗新的创作规范，成为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主题之一。此后咏史诗大致上就这两种写法，张协《咏史》继承左思以咏史述怀的写法，而卢谌《览古诗》则是班固但咏历史的写法。左思、陆机是西晋较早的招隐诗作者，招隐诗多表现对隐逸生活的向往，隐逸虽高蹈，但这类情怀毕竟与儒家的积极用世之情不同，故招隐诗一般以五言俗调为之。左思娇女诗描写两个调皮的女儿，这类描写也是左思的首创，自然以五言俗调表现这类私人情感。挚虞以四言写颂德、赠答之作，而以五言写咏物诗《逸骥诗》。自从蔡邕以五言写咏物诗以后，以五言写咏物诗逐渐成为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传统，坚持四言雅韵的挚虞也自觉遵守。郭愔《百舌鸟诗》、袁山松《咏菊》亦以五言为之，可见时人写咏物诗主要继承蔡邕传统，以五言为之。东晋郭璞将游仙之作自乐府引入五言诗，之所以选择五言写游仙诗，就是因为五言和乐府在当时还都是俗调，虽然五言诗已经逐渐地文人化，但是相对于晋人心目中的四言雅体还是俗调。庾阐是较早写山水诗的诗人，他的《三月三日临曲水》、《观石鼓》、《江都遇风》等皆以五言为之。此后谢混、殷仲文皆以五言诗写山水行旅。这传统一直影响到南朝的山水诗创作。晋人好以四言谈玄论道，以《兰亭诗》之类的玄言诗为例，大体上纯粹言道的以四言为之(这大概与汉初就是用四言直接言理这一传统有关，而言理论道本身就是重大的题材)，通过山水景物体悟自然之道的则往往以五言为之。以五言来论道已经是提升了五言诗的品格，但通过这论道中选择诗歌体式的倾向透露了晋人对四言、五言不同体式的正变之别和对两种体式不同表现的长处和功能的理解。此外曹毗的《夜听捣衣诗》是最早的捣衣诗，捣衣诗抒发的是闺中女子对征人的思念，游子思妇之情虽是乐府诗抒发的几种常见的基本情感内容之一，但乐府中本未写过捣衣，故曹毗不便以之写入乐府诗，自然会选择五言俗调加以歌咏，南朝文人捣衣诗即用五言。 某一诗歌题材，最初的创作者以某种诗歌体式创作之，后世文人往往会以这一体式创作这类题材的诗歌。自班固以五言创作咏史诗，虽然后世咏史诗的创作方法已与之大不同，但以五言古诗创作咏史诗则成为六朝文人遵循的传统，自蔡邕以五言写咏物诗，六朝文人以五言古诗创作咏物诗成为传统，一般不会把咏史、咏物写入乐府。五言诗就是在不断容纳新的题材的过程中拓展领地不断文人化最终成为了主要的诗歌体式之一。 直至晋末的陶渊明仍有较为清晰的四言与五言诗歌体式的雅俗观。他继承晋人好写四言雅调的传统，以四言诗述志、颂德、劝勉，但他的咏史诗(如《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杂诗、拟古、行旅、哀伤之作等即继承之前的传统以五言为之。饮酒(实近咏怀诗)、田园等是陶渊明的新创，抒写较为个人的情感，故以五言为之。同为写儿子，《命子》作于长子俨出生后为之命名②，诗中赞颂祖德，表达对儿子的期待，内容较为严肃，使用雅正四言诗。而《责子》自嘲五个儿子皆不好读书，并不是严肃的内容故使用较为轻松的五言诗。 挚虞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③与其说是挚虞保守，不如说是晋人诗歌雅俗观的现实记录。挚虞也承认五言之类“备曲折之体”，也就是他认识到五言诗表现情感更为多样化、私人化，更委婉曲折。西晋文人也清楚这一点，他们以五言创作了缘情绮靡的晋调，但他们清楚这样的诗歌体式是俗调，四言才是雅体，所以一旦到了正式的场合表现严肃的内容，自然会使用四言诗。 谢灵运继承了晋人好以四言诗写赠答之作的传统，其赠答之作以四言为多，如《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开头即称颂谢氏家族的光荣历史(此类颂德本身就是传统四言诗表达的内容)，之后回忆与弘元的友情对其北上表示不舍。而《酬从弟惠连》表达对谢惠连深厚的感情，没有四言赠答诗的称颂家族、赞颂对方才德等严肃内容，该诗仅是回忆和惠连相处的日子及表达对惠连的思念，与四言赠答以议论叙述为主不同，该诗有很多写景抒情的句子，“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嘤鸣已悦豫，幽居犹郁陶。梦寐伫归舟，释我吝与劳”，本身就可作为一首独立的写景诗。正因为该诗表达的感情比谢灵运所写的那些四言赠答诗更为私人化(谢灵运在家族中与惠连友情最深，所以写赠答之作可以比较轻松也更便于体现真情)，又多写景抒情之句，所以使用五言诗。对赠答诗的细致分析亦可见虽然五言诗已经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但在谢灵运心目中四言和五言的不同功能还是很清楚的。谢灵运将山水行旅写入五言诗，这是对庾阐、谢混、殷仲堪等开创传统的继承。 颜延之以五言应诏、咏史、咏物，但同为应诏诗，《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称颂太子之德，内容严肃正式故使用四言，而《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多景之句，则使用五言。他的写景之作，当然也是用五言形式的。颜延之赠答之作多使用五言，《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炎天方埃郁，暑晏阕尘纷。独静阙偶坐，临堂对星分。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夜蝉堂夏急，阴虫先秋闻。岁候初过半，荃蕙岂久芬。屏居恻物变，慕类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无成文。”俨然就是一幅夏夜图。《和谢灵运》就是一首写景抒情之作，抒发出为始兴太守的忧伤，故使用五言诗。颜延之的赠答诗没有大段的颂德、劝勉，以抒情写景为主，这也是他以五言写赠答诗的原因。在我们概念化的印象中，颜延之的诗文比较典正传统，谢灵运是才高八斗的才子，似乎前者是做四言诗为主，后者是作五言诗为多。其实不然，分析了赠答之作，我们发现颜延之的赠答之作写景抒情成分远超过谢灵运，所以他的赠答之作以五言为主，而谢的赠答诗以四言为主。可见分析一位文人不能概念化不能统而言之，要顾及他的全部作品，联系他所处的时代，才能得出较完整的认识。 鲍照多慷慨激愤之辞，但这主要表现于乐府诗中，鲍照的诗中基本没有四言诗(四言只有《字谜三首》、《赠顾墨曹》)，也就是说，之前以四言雅调歌咏的内容，鲍照皆以五言诗咏之，到了刘宋时代，五言诗已经真正成为正统的文人诗。五言成为正统诗歌形式后，原来写于乐府的内容，也就一般不大适合写入五言诗中了。这也是鲍照将慷慨激愤之作写入乐府的原因。鲍照的赠答送别之作篇幅已有所缩短，撇开结尾处的一些送别、思念之句，基本就是一首写景抒情之作。这已开唐人送别诗之先河。 晋宋文人心中五言诗虽然与四言雅颂正体的地位还不能相比，但雅颂之体处于神坛的地位，其实际使用范围很小，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感内容已由五言诗承担，所以五言诗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主要诗歌体式的地位。诗人现实的男女之情，也逐渐由五言诗承担(如潘岳《悼亡》等)，只有类似于代言体的闺情怨别之类传统上由乐府承担的情感，仍然由乐府诗表述。晋宋文人创作着习以为常的五言诗，心里清楚四言才是最雅正的，但这种供奉神坛的地位实际的适用面非常有限，所以晋宋时期还是五言诗的时代。我们今天也知道高雅音乐是经典，但平时吟唱最多的还是通俗音乐、民族音乐。这也是文学史艺术史上的一个基本规律，古今其揆一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