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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杜甫与庾信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两人皆有“家国之痛”，但庾信是在南北分裂背景下由南朝前往北朝当官的，无论其具体情由如何曲折无奈，对他而言都存在一个效忠于谁这个重大伦理问题。庾信无法回答他的“国”是哪一个?于是他的“家国之痛”，实际上只有一个“家”字，只有家园、家乡之痛。这个致命伤，使得庾信在所有作品中一方面诉说着无限身世悲痛，一方面却尽量回避那个“忠”字，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有着浓厚忧国忧民思维惯性的杜甫，对此不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杜甫秉持着“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900页)的宗旨，也可能出于他性格上的“厚道”，放过了这个伤口。他咏叹庾信，主要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说“庾信生平最萧瑟”等；他的赞美之词，也主要着眼于诗赋之事，既赞云“老成”，又誉为“清新”，还有“暮年诗赋动江关”之类，很少提及“国”的问题。所谓“江关”是什么?同样是含含糊糊，这与杜甫本人的写作习惯完全不同。 以上缕述杜—曹、杜—陶谢、杜—庾三层关联，也就是三条线索，构成了杜甫与汉魏六朝文士众多关联中的主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杜甫的文学追求、生活状态以及人格境界。所以不妨说，杜甫与曹、陶、谢、庾这几位前朝文豪的隔代精神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本人的“三维”立体形象。 杜甫与汉魏以来文士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总的来看，这是他主动向前贤“亲”近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他自身文学成就及人格塑造不断提升的过程，起了一种正面的作用。对此他自己曾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谁先?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四、其五，《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900页) 杜甫对于古今优秀作者，并无厚薄之区分。只要是“清词丽句”的创造者，皆在他的鉴照之内。当然，他对古人也不是良莠不辨，照单全收，而是有相当的取舍标准，因为他明白，不能步“齐梁”文士之“后尘”。他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是以“风雅”为高标，“别裁伪体”，区别精华糟粕，决定取舍。这里他又使用了一个“亲”字，不过这次他所“亲”的对象已经是“风雅”，可证他的“诗看子建亲”，实在是一种高规格的经典式推奖。而末句“转益多师”云云，正是他对待曹植、陶渊明、谢灵运、庾信等前贤的做法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点上，元稹说得极为准确，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诗详注·附编》，第5册，第2235页) 下面要通过一个文例，来考察杜甫面对汉魏六朝文士，在自己的写作中是如何贯彻“转益多师”主张的。先看他的《石龛》诗：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石龛》，《杜诗详注》卷八，第2册，第687页) 本篇作于乾元二年(759)，正值安史之乱第五年，当时两京失守，朝廷西窜，生民乱离，社会遭到极大破坏。杜甫本人刚失去“左拾遗”之官，流亡到了汉中地区，心中充满忧国忧民的焦虑，以及对自身前景的迷茫。诗篇前二联写乱军猖獗；三联写地理气象，气氛怪异；四、五、六联写看到民众辛勤伐竹，制箭以供前方军用；末联写乱军对民众国家的祸害。全篇主题写战乱时局之人民困苦，然而本篇在写法上与曹操《苦寒行》竞颇多相近相似之处，令人惊奇：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麋。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13) 此篇为曹操建安十一年(206)征伐并州刺史高斡时所撰，主要内容是描述行军途中道路崎岖，气候恶劣，人困马乏，而作者以周公自居，既同情军士艰苦，又充满胜利信心。应当说，两位诗人，时代迥远，身份地位，颇有不同。两篇诗歌的主题互不相干，只是题材上都与战争有关，自然环境都恶劣，仅此而已。然而，杜甫诗作无论意境或词句，皆与曹操之诗相仿佛，如杜诗中“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等，与曹诗“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所写略同，杜诗“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与曹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也内容接近。而所写气氛情调，竟也出奇相类，皆突出一个“悲”字：杜诗在唱“悲歌”，曹诗则在作“悲”“诗”。总之，在意境营造和遣词构篇上，杜诗皆规步曹篇，迹象明显，两者存在相当深度的关联性，是不能否认的。这里不能说杜甫在刻意模仿或抄袭，但说他学习或者借鉴曹诗，则是毫无疑义的。需要说明的是，杜甫对于曹操其人，也颇存敬仰之心，似乎史上早有的“奸雄”之类看法对他并无多少影响。他在名篇《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今尚存。”(《丹青引》，《杜诗详注》卷一三，第3册，第1148页)在杜甫看来，“割据”归“割据”，但曹操其人仍不妨列为“英雄”，尤其是作为割据军阀的曹操竟能够做到“文采风流”，影响长存人间，令杜甫倍加钦服。此案例是否可以证明，杜甫在“转益多师”方面，真的用了许多实在的工夫，他在汉魏六朝优秀文士那里获益匪浅?还需要说明的是，杜甫本篇诗作，历来不但未受到指摘，还颇获好评，如唐元竑说：“秦州同谷纪行诸诗，妙有剪裁，句意俱练，色浓响切，无浮声，无冗语，殊胜夔州以后。晦翁论甚当。如《石龛诗》‘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而接云‘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截然便住。他诗或亹亹更数十言，此以剪裁胜也。”(《杜诗攟》卷一)与曹操诗最近似的上半篇，也曾被评论为具有创新品格，《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六即称“此诗起句连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其实这“连四‘我’字”的“新格”里，同样也有着曹操的影响，《苦寒行》中“我”字也用了三个，只是没有“连四”而已。可知《石龛》之诗既“师”法曹操昭然有征，同时又是成功创新的佳篇。这样的作品，在杜甫集中不在少数，而曹操也远不是杜甫最重要的“师”法对象。 严羽曾评论杜甫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14)此文例表明，他就是以这样“转益多师”的方式，“集”了包括汉魏六朝诸多优秀文士在内的“大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