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与曹植，时代暌隔，在身世和经历上差异明显。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曹集诠评》，第110页)，青少年时期深受父宠，在邺城过了十多年浮华公子生活；黄初之后，又因他与兄长魏文帝曹丕和侄儿魏明帝曹睿的矛盾，处境骤然跌落，虽贵为王侯，却过着十多年被严厉压制监视的窘迫日子。这些都是出身于文士世家(或者文官世家)的杜甫难以体验到的。曹植前期那些斗鸡走马、驰骋游乐的诗篇，杜甫虽也有类似作品，却难望其项背；而曹植后期诗文中所描写的那些困蹙苦难，与杜甫后期的生活状况表面略有些接近，性质却完全不同。曹植的困顿来自不久前发生的权力角斗失败和现实的政治挤压，而杜甫的苦难则主要是社会战乱动荡情势下，文士阶层失去了体制保障和经济基础，以致四处流落、生计无着。曹植的“忧生之嗟”⑦，含有很具体的政治背景，而杜甫除了不可控的社会战乱大环境外，并无具体的政治纠结情由，基本上是个人命运所致。所以两人鲜有共同的社会和生活体验，彼此的人生没有多少“近似性”或者可比性，很难激起思想情绪上近距离的共鸣。所以我们看杜甫的诗，基本上不言及曹植的具体生活及情绪，而只是着力涵咏“诗看子建亲”或者“子建文章壮”。曹植是诗歌史上的标志性存在，特别是经过六朝文士的品鉴推赞，已经具有经典地位，是文人心目中的崇高榜样。杜甫的这些言论，主要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他的内心抱负和文学愿景。 再看陶渊明、谢灵运。杜甫写有“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杜诗详注》卷三，第1册，第247页)等诗句，这是说两位在作品内涵方面清净高洁，不同流俗，能够体现出“风骚”的格调和韵致；这是很高的“推激”。在另一篇七律中杜甫更写道：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诗详注》卷一○，第2册，第810页) 诗中说自己立志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真想学到陶、谢的高超手段，能够与他们一起“述作”并且“同游”。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杜甫表示他对于“陶谢手”的佩服和仰慕，明确地置他们于诗坛偶像地位。另一方面，杜甫表示不仅在“文章”和“诗”的层面，而且在人生方式上，他愿与之“同游”。在这篇《短述》诗中，杜甫说出了自己心仪陶、谢的双重理由。 关于前一重理由，无疑非常正当，陶、谢两位在六朝文坛上，各领风骚，创造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奇迹，获得了广泛的尊崇，杜甫想学“陶谢手”，这是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至于后一重理由，则含义很深，且颇复杂，需要略作分析。先看杜甫希望以什么方式与陶、谢“同游”?对此他曾写道“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杜诗详注》卷一，第1册，第69页)、“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杜诗详注》卷一○，第2册，第803页)，杜甫笔下此类诗句不少。诗与酒，似乎是他与陶、谢特别是陶渊明之间的“同游”桥梁。不过杜甫毕竟不是酒囊饭桶，他是要通过“诗”与“酒”的融通，达到“宽心”“遣兴”之目的，这是精神层面的“同游”。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一八则说“放意于杯酒，故寻陶令。祈心于遐年，故访葛洪”，意思略同。无论“宽心”“遣兴”或“放意”“祈心”，都表明杜甫所说之“游”，绝非停留在诗酒留连，更非游戏、游乐人生，而是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方式。杜甫在另一处写得更加清楚了：“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有适。”(《石柜阁》，《杜诗详注》卷九，第2册，第717页)这是明确说出他认为陶、谢两位“优游”“放浪”的生活方式，通向了“自由”和“适性”的境界。他同时有憾于自身已届衰老之年，仍然“未自由”，不能进入“性有适”的佳境。所以，杜甫所说的“游”，其目标直接通向“自由”“适性”人生境界，这也就是庄子所演绎的“逍遥游”之“游”。 关于“自由”，杜甫不止一次咏叹过：“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晦日寻崔戢李封》，《杜诗详注》卷四，第1册，第296页)、“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杜诗详注》卷九，第2册，第781页)等等，说的都是人生优游自在之境。关于“适性”，前人也早有论述，西晋张载曾说“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⑧；南朝江淹尝谓“人生当适性为乐”(江淹《自序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3178页)，杜甫自己也说过：“我生性放诞，难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杜诗详注》卷一二，第3册，第1013页)要之人生就应当顺应自然，此之谓“适性顺情”。这些意思，究其本，皆不出老庄思想体系。庄子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⑨“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庄子集释》，第323页)又说：“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庄子集释》，第336页)“性”是“素朴”的自然状态，而人类行为殉名殉利，或者殉家殉国，皆属“以物易其性”，是“伤性”而不能“适性”。所以杜甫“自由”“适性”之说，是他企慕老庄自然人生哲理的明白表示。 要之，杜甫深深钦慕陶、谢，基本内涵就是他的人生观中，充满着对“自由”“适性”的自然生活的向往。与他对曹植在文学成就领域的敬仰相比较，这里更加具有比照自我人生的针对性，以及求得精神共鸣的意愿。正因为如此，他言及陶、谢的场合，实际上数量更多，更常见，在他笔端，时不时要带出一、二句“陶谢”如何如何来。例如“推荐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时如按县，不得慢陶潜”(《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925页)这是说陶渊明是他为官摄事的榜样。又如时逢重阳节，他就写“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复愁十二首》其十，《杜诗详注》卷二○，第4册，第1745页)，贫穷时自恨“无钱”饮酒赏菊，又想起陶渊明。又“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逼侧行赠毕四曜》，《杜诗详注》卷六，第2册，第468页)这里所写“方外酒徒”，也是指陶渊明，陶曾对来访的地方士绅说：“我醉欲眠，卿可去。”⑩ 不过实际情形并不这样简单。首先看陶、谢两位的生活状况，并非如杜甫所形容的那样“自由”“适性”。谢灵运其人，虽出身名门望族，却不幸正值晋宋政权易替过程中，他作为旧贵族势力重要成员，与刘宋朝廷新贵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他多次卷入权力斗争漩涡中，迭经失败，最终连性命都未能保住，所以“自由”“适性”与他基本不沾边。至于他的山水贵游，尽管轰动当时，流誉后世，也不过是他对政治前景失望下的一种自我放纵而已，表面上“适性”，实际上掩饰着无奈失落心情。陶渊明生活的前期，饱尝了“冻馁固缠已”“志意多所耻”(《饮酒》第十九首)的体验；后期遂决心“归田园居”，实现了“逍遥自闲止”(《止酒》)，他是最接近于“自由”“适性”境界的一位文士。但他生活中遭遇的艰辛，他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物质损失，也很巨大，以致他自己都说“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第十五首)。他做到了“委穷达”，很不易；但“深可惜”三字，则透露了他放弃“素抱”志尚的深深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