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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代客收货。《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中阿寄决定替主家贩漆赚钱，前往庆云山中。漆行代客收货，但因货物抢手，“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担心耽搁日子，又费盘缠，请牙行主人吃酒，求其照管。牙行主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装裹停当”。阿寄将漆运至苏州，正是缺漆之时，“不勾三日，卖个干净。……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阿寄第二次到庆云山，送主人一些小礼物，主人“一如前番，悄悄先打发他转身”。阿寄至杭州，“也不消三两日，就都卖完了。算本利，果然比起先这一帐又多几两”。第三次到庆云山，阿寄因出门久了，想先回家探望主人，遂“将银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待其从家中赶回，“那行家已与他收完，点明交付”。此次运至兴化，“利息比这两处又好”。如果没有牙行从中帮助，阿寄不会如此快捷地拿到货物并顺利发卖。 牙行确实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便利，但伴随着牙行交易，也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甜言巧语，勾引客人入店；视货物如己有，不择好歹，滥为放出。致客商捆载而来、垂橐而去者，皆牙行利己而不利人所致”[1](P.295)。明代小说主要从如下方面做了表现： 其一，私充牙行，“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3](P.84)。明代小说表现了某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私充牙行的情况。《廉明公案》下卷《骗害类·汪侯判经纪》中的苏州人朱秀，本为“喇虎市棍”，却“私充牙行”。丰城耿文来苏卖糖，朱秀“口称高价，拦河饵接，强抢夺船”，运至家中，私自发卖，“三日一空”。本约定“十日毕帐”，结果耿文“半载无收”。无奈之下，耿文以“孤客牢笼”告官。朱秀诉称“并无赊帐”，皆因“取牙用饭钱”，而耿文意图白骗，遂“黑心反诬”。司法官汪侯秉公执法，查明朱秀乃私充牙行，“此唇吻为剑锋，门户为坑阱，厘秤为戈矛”，吞骗客人糖货，断朱秀“理合追还，疏通客路”。 其二，把持行市，“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3](P.85)。《廉明公案》下卷《骗害类·任侯判经纪》中的九江府邓凤，贩铁投丁端牙行发卖。丁端之党陈路等“饵发强吞”二十担，邓凤不愿，“限期还价”。陈路等“强取不吐”，后竟“脱逃”。邓凤以陈路等为丁端“恶党”告官，丁端则诉称“实出无辜”。司法官任侯认为：“客人有货，主家须要担当。铺户无钱，经纪岂得出帐?”明确指出牙行对客人所负的责任，故此“路等之脱骗客，本是丁端误之也”，判丁端“理合赔还，无得异说”。 其三，诓赊货物，“各处客商辐辏去处，若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劫客货者，不论有无诓赊货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如有诓赊货物，仍监追完足，发落”[3](P.387)。范顺代吴元理卖米后，见了偌多银子，不免心生贪婪，和妻子齐氏商量：“……只照他初来时价钱还他，我们就吃了这一半，也不是他该股的，他从何处来查考。”齐氏怂恿道：“依我说，连这一半都不与他也可。”吴元理转回，问“我那米发了些不曾”，范顺欺心，道：“……几个仓里都烂得稀糟……及至开时，臭了满屋。只得自己打出钱来，请人搬去，顷在河里。”只此一谎，贪了吴元理“三千金”，一个“二百余金”的米行，发展至“就坐在屋里，一个月也有几百两银子挣”的规模。 以上与牙行有关的违法行为，明代律例、小说均有涉及；还有一些与牙行有关的违法行为，其他史料较少涉及，亦明代小说中所特有： 其一，以后盖前，“凡牙侩之弊，客货入店，彼背作纲抵傥，又多窃取供家。每以后客货，盖前客帐，此穷牙常态也”(《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狡牙脱纸以女偿》)。苏州牙人翁滨二，“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福建大安施守训造纸来卖，翁滨二欺其雏商，将其千余篓、价八百余金纸，“尽还前客”，致施守训坐候半年无果。后施家又发五百篓纸来，翁滨二代为现卖，付银讫，仍不还前帐，施守训复候半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