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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守文化”与楚地青铜冶炼 十数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巫术习用，巫风盛行，成为上古“神守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20)而上古史籍载录，此类巫风最为盛行的周代诸侯国是楚国。 《国语·楚语下》载楚重臣观射父答楚昭王“祀不可已乎”之问时说：“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并言祭神事神具有“上所以教民虔”“下所以昭事上”的作用，故“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21)。君王倡领，重臣推动，民人从行，于是楚地形成了“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22)。此一风俗的形成，与彼时楚国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主导生产方式——青铜冶制有重大关系。 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安徽铜陵、南陵等一批商周时期青铜采矿与冶炼遗址的发掘，特别是1988-1989年在江西瑞昌市铜岭村发掘的商周矿冶遗址所展现的完备技术体系，(23)考古学界提出：“如果没有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原料和锡原料的开采，就不可能有中国发达的青铜文化和青铜时代”(24)。青铜冶制成为彼时彼地社会生产的主导。 长江地域的青铜冶制生产方式，与楚地巫风的盛行关系紧密。楚族于周初受成王所封，“居丹阳”。其“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到熊渠时，楚国有了第一次扩张，青铜兵器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楚武王熊通即位后，更谋求向外发展；至楚文王时迁都于郢(今荆州纪南城)。这一时期的楚国，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以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数十个文化因素各异的国家，灭其国，绝其祀，县其土而有其民，同时也继承了长江流域自西东传的、以青铜冶制为代表的先进的三星堆文化，掌握了成熟的冶炼技术、青铜铸造技术和先进的制造工艺。稍后，又在南进过程中占领了当时冶铜原料主要来源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具有较同时期中原人更为进步的青铜文化。 但那时的社会科技水平尚处于原始阶段，人们对于青铜熔炼的进程尚不能科学控制，故而在“经验积累”之外，更多是求助于“神灵佑护”，由此而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祭炉之风盛行。《吴地记》载“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但“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投入炉中，铁汁出”(25)，《吴越春秋》记“干将铸作名剑……而金铁之精不销……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金铁乃濡”(26)，记载的都应是此风俗的传说。 今人研究发现，投身祭炉或“断发剪爪，投于炉中”而致新冶物出现的现象有一定科学道理。其一，祭炉是在关键时刻将人体这种高脂肪、高燃烧值之物投入炉中，可瞬时提高炉温，使冶物剧变。其二，人体燃烧后遗留骨碳，碳元素可使冶金增加强度。但上古人只有此经验而不知此中科学道理，故祭炉巫风久盛不衰。 冶炼，促使物态由固体熔化为液体。这一物态剧变现象的无数次重复，也引发思想家们进行哲学思考。他们由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中的阴与阳，抽象出两类相反相成的阴、阳“类名”，领悟出其间的转化规则；他们以与冶炼密切关联的水、火、木、金、土五种材料，作为统含世界物质的“类名”，并思索其间那杂合相济、演化衍生规律。因而，“阴阳变化”“五行流转”等理论被由此催生出来，成为思想家们认识世界、解说自然的理论工具。由现存文献记载可见，最早把“阴阳”作为哲学概念来解说自然现象的是西周宣王、幽王时的太史伯阳父。 《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章载伯阳父论“周将亡”的原因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蟊，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27)他用“阳失其所而镇阴”等阴阳理论来解说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的原因。 伯阳父还运用“五行”理论来论说社会生产。《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章载伯阳父曾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28)其“和实生物”“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等论说，与金属冶炼过程可以互参——冶炼所用石料矿物取自大地，是大地的一部分，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可归结为“土”；而烧制矿石需用木柴，木柴，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可归结为“木”；木柴燃烧为火；火烧矿石而成液态熔物，此液态熔物，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可归结为“水”；此液态熔物之“水”浇铸成型而为金属器具，这便是“成百物”。伯阳父此论，是对前人在反复观察、长久思考中逐步归纳而提炼出的五行理论的综合运用。 关于伯阳父的籍贯，典籍缺载，而《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章载，郑桓公欲向楚地发展以避难时，伯阳父劝阻他说：“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29)言谈中明显具有维护楚国、赞美楚人的倾向。由伯阳父这种思想倾向，抑或由他对于楚史的娴熟来看，伯阳父应是楚人或者是熟识楚文化的人。而伯阳父对楚地盛行的“神守文化”的熟识，是他能够用阴阳解说地震原因、用五行解说“百物”成因的重要条件。 伯阳父之后，春秋末年，私学兴起后，生活在楚国北鄙的老子、杨朱、庄周等，借助其与姬周文化方便交流的地缘优势，总结、阐发以“阴阳交变”“五行生克”诸理论为主导思想的哲学社会学说，渐次著于竹帛，积淀出《道德经》《庄子》等不朽名著，也从另一侧面证明着“神守文化”和道家学派的学术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