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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饮酒诗的历史长河中 陆游描写醉态、醉思的诗歌，无疑属于中国古代饮酒诗的范畴，那么在饮酒诗的悠久历史中，又该如何评价陆游的这些诗篇呢？ 陆游之前，陶潜与李白都是公认善写饮酒诗的经典作家。陆游对陶潜曾再三致意。其《读陶诗》谓：“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锄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小舟》谓：“高咏渊明句，吾将起九原。”《家酿颇劲戏作》谓：“竹林嵇阮虽名胜，要是渊明最可人。”但陶渊明现存诗文涉及饮酒者五十六篇，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17)，却很少使用“醉”字，有时通篇不见“酒”字，他更强调遗象而得意。有时虽然使用“醉”“酒”等字，但意象多高度净化或概括化，如“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拟古九首》其一)、“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饮酒二十首》其十二)，酒的滋味如何？醉的感觉如何？非其关注之重点，其要仍在精神意趣的抉发。如萧统所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18) 陆游对李白的心仪前已略及。李白留存下来的近千首诗歌中，“酒”字出现了200余次，“醉”字也出现了100多次，但“酒”和“醉”在其诗中多为一种指类概念，重在展现自己热情浪漫、自由奔放、傲视王侯的个性，如《把酒问月》《将进酒》《襄阳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侠客行》《玉壶吟》《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像“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这样写自己饮酒过程的诗篇并不多，而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这样的醉态和醉感描绘更少见。李白的诗中，饮酒的生理和心理感受常常缺席。 与李白并称“双子星座”的杜甫，也“性豪业嗜酒”(《壮游》)、“生平老耽酒”(《述怀》)，他的诗篇留存1400余首，数量多于李白，但“酒”字出现不到200次，“醉”字出现不到百次，频率低于李白。不过杜甫饮酒诗的名篇为数不少，像《饮中八仙歌》《公孙大娘舞剑器》《醉时歌》《羌村三首》等。李、杜饮酒诗的区别，葛景春先生曾予概括：“一是李白之醉是为解放个人，杜甫之醉是为忧国忧民。”“二是李白善于在诗中表现自己，而杜甫善于描写他人。”“三是李白的贡献在于开掘饮酒诗的思想深度，杜甫的贡献在于开辟了咏酒诗的新的境界。”(19)其中前两点尤为精到。 中唐的白居易号称“醉吟先生”，存世近3000首诗，“酒”字出现700余次，“醉”字出现400余次，与酒相关的诗作有900多篇，与酒相关的词语蔚为大观(20)，在丰富性上较前人有较大进步。与陶渊明、李白相比，白居易的饮酒诗具有浓烈的人间感，不仅有大量酒名、酒俗和饮酒行为的描述，而且情怀也世俗化了。如《家酿新熟每尝辄醉妻侄等劝令少饮因成长句以谕之》《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咏家酝十韵》等，从诗题即可感受到一种日常生活的意味。但与杜甫关怀苍生的人间情怀相比，白居易的人间情怀则多是一种知足保和、享乐自娱。另外，白居易与李白在关注自身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李白超然地站于云端，“口吐天上文”(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白》)，白居易则舒适地躲在家中，“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白居易《闲乐》)。 北宋的苏轼虽不善饮酒，但与酒的关系颇为密切，近3000首诗中酒字出现500余次，“醉”字出现300余次。其《和陶饮酒二十首》叙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书东皋子传后》云：“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21)甚至号称“岂知入骨爱诗酒”(《次前韵送刘景文》)。不过苏轼的饮酒诗，多数是应景、比喻、用典、次韵等，很少描写自己之醉，更缺少对饮酒的细节描写，而重在对饮酒背后的精神意趣之探求。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即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谢苏自之惠酒》更饶有理趣，其中有句云“醉者坠车庄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常孤圆。有时客至亦为酌，琴虽未去聊忘弦”，可见其意并不在物质性的酒本身。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东坡于饮酒更在于得‘酒中之趣’，即淡化酒之物理性而重其精神性，注重它的文化品味。”(22) 陆游的饮酒诗兼采陶、李、杜、白、苏，又有所创造变化。与陶潜比，陆游长期退居山阴田园，许多描写风俗之淳、人情之美的诗篇趣味近于陶；但陶诗中的酒主要是一种概念化的寄意工具，陆诗中的酒虽亦有寄意功能，却也常常成为直接具体的描绘对象。 与李白比，二人皆属才气纵横、豪放狂傲的主观性很强的诗人，性分确有相近之处，饮酒诗也多着力于自我化的表现，缺少对同饮者的关注，与杜甫《饮中八仙歌》以“一个醒的”描写“八个醉的”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李白性格天真，其饮酒诗往往陶醉于自我想象的世界中，反抗一切束缚自由的东西，有一种彻底超越尘世的洒脱，堪称酒中天仙；即使那些非饮酒诗，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之类，也想落天外，不见尘埃。陆游的饮酒诗虽也有“手把白玉船，身游水精宫”(《醉歌》)之类的超现实想象，但更多表现的是自己对现实现世的关怀和忧愁，朱熹赞誉他“能太高”的同时又担心他“迹太近”(23)，正是指其不能忘情当下现实而言。 与杜甫比，二人都是怀抱天下、忧国忧民的醉中醒。陆游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情感高度，足可上拟杜甫，清代贾臻《读放翁诗》云其“一腔忠爱心，有触便倾吐。每饭不忘君，上配少陵杜”(24)。翁方纲《石洲诗话》也说他“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诚斋、石湖上矣”(25)。但杜诗沉郁顿挫、冷静深刻；陆诗直抒胸臆、少有渟蓄。陆游虽对现实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但其性分近李白而不近杜甫，他终究不是一个理性克制的人。 与白居易比，二人对于酒本身和饮酒行为的描绘都较丰富，尤其注意日常生活中的酒事活动。但白居易迷醉于一己的闲适知足和声色之娱，境界有庸俗之嫌；陆游虽亦难免俗气，但能上接杜甫忠义之怀，拳拳君国，念念恢复，其境界足有感天动地者。 与苏轼比，二人皆天分超卓，才大力雄，他们都通过诗歌创作大大提升了饮酒这一日常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和艺术品格。但苏轼重饮酒的理趣感悟，陆游则重饮酒的细节体验。两人性格看似都有张扬外向的一面，但苏轼的张扬外向里却多了一种沉潜超脱，因此苏轼的饮酒诗更能见出一种理性的思考和智者的学问，而陆游的饮酒诗则更能传达出一种感性的议论和俗世的情味，他们代表了宋诗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 总之，陆游描写醉态、醉思的诗歌，继承了前人饮酒诗的优秀传统，既具多样性，又具层次感；既注意典型的细节，又注意动态的过程；既有对家国的深切关怀，又有对个人闲愁以及乡村风情的细腻描写。它们丰富了古代饮酒诗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段，同时体现出宋诗关注日常生活和使日常生活艺术化的特色，在中国诗歌史应该引起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