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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翁醉思 陆游虽然好酒爱饮，但有别于单纯的高阳酒徒。他曾在《长歌行》中大声疾呼“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虽然“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哀丝豪竹助剧饮，如巨野受黄河倾”，但是他更向往“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何当凯还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他爱饮的是爱国之酒和壮士之酒。⑤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曾评价陆游诗歌：“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⑥虽然陆游的爱国情绪未必“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但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这点无法否认。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人人能说会说的爱国壮语，到底是门面话还是真心话呢?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陆游也说：“言向醉中真。”(《野兴》)那么不仅仅“喝几杯酒”，而且喝醉了的陆游会如何思想呢?不妨先来检验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诗作于乾道九年，陆游四十九岁，时任成都府路安抚使司参议官兼蜀州通判。前四句高昂忆往，绍兴二十九、三十年间，陆游任职福建决曹，年富力强，为国效劳的豪情如眼中的大海一般壮阔；乾道八年(去年)任职王炎军幕，亲临南郑前线，餐风茹雪，射虎南山，斗志愈加昂扬。五六句低沉述今，乾道八年九月王炎被召回京，军幕星散，陆游也调任成都闲职，壮志成空，情绪摧颓。七至十句激愤抒情，敌寇未灭，心实难甘，借酒狂呼，情见于色，连床头佩剑都似乎被感染，发出“铿然”的共鸣。末两句落寞自伤，风雨破驿、梦回灯残，只有徒对一片凄凉。全诗波澜起伏，悲郁与壮激交织，尤其“逆胡未灭心未平”一句，既是情感交织的中心，也是陆游醉思的核心。 再看一首《楼上醉书》：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叹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潸。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酒酣博簺为欢娱，信手枭卢喝成采。牛背烂烂电目光，狂杀自谓元非狂。故都九庙臣敢忘。祖宗神灵在帝旁。这首诗作于淳熙四年正月，五十三岁的陆游去年刚被劾“燕饮颓放”而免官，此时奉祠居于成都⑦。诗歌开篇点题，“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两句已声明心眼所在。以下陈述自己仕宦川蜀八年来壮志难酬，只有梦中去收复失地，现实中的自己也只能沉醉酒楼、消磨博戏，但这种被人目为“狂杀”的行为并不是真的放荡(“非狂”用《汉书·郦食其传》典)，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国仇家恨、中原故土。可见其放浪形骸并非为了声色之娱，而是寄托着自己的抗金壮志和对祖国的耿耿忠心。 不仅在成都如此，即使之后仕宦他方和晚岁退居山阴时，陆游的这种情怀也一直没有改变。如：“绿酒盎盎盈芳樽，清歌袅袅留行云。美人千金织宝裙，水沉龙脑作燎焚。问君胡为惨不乐，四纪妖氛暗幽朔。诸人但欲口击贼，茫茫九原谁可作。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笫。华堂乐饮自有时，少待擒胡献天子。”(《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作于淳熙六年提举福建常平茶事任上。“对花把酒学酝藉，空辱诸公诵诗句。即今衰病卧在床，振臂犹思备征戍。南人孰谓不知兵，昔者亡秦楚三户。”(《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志欲富天下，一身常苦饥。气可吞匈奴，束带向小儿。”(《三江舟中大醉作》)“我从湖上归，散发醉吹笛。……报主知何时，誓死空愤激。”(《作雪采成自湖中归寒甚饮酒作短歌》)“何由亲奉平戎诏，蹴踏关中建帝都。”(《醉题》)“安得熊罴十万师，蹴踏幽并洗河洛。”(《醉中作》)“何日胡尘扫除尽，敷溪道上醉春风。”(《花下小酌二首》其二)皆作于淳熙八年后居于山阴之时。这些作品的报国之志，与成都时期相比何曾逊色。⑧不惟如此，陆游甚至相信自己这种对国家的赤诚和热忱之情历久弥坚，即使遥远的未来仍会有知音响应。如作于绍熙元年(1190)的《醉歌》： 读书三万卷，仕宦皆束阁。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不得为长虹，万丈扫寥廓。又不为疾风，六月送飞雹。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雒。于乎此何心，有酒吾忍酌。平生为衣食，敛版靴两脚。心虽了是非，口不给唯诺。如今老且病，鬓秃牙齿落。仰天少吐气。饿死实差乐。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该年陆游六十六岁，闲居山阴，回顾平生，感慨万千：读书学剑，志在恢复；却逢朝廷议和，报国无门；为了谋生，勉强出仕，心知是非，而口中唯上官是应⑨；如今赋闲，老病缠身，但也免于委曲求全、屈己事人，因此即使穷饿而死亦心甘情愿。收结两句更转激昂：“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他自信这种爱国的“壮心”是不朽的，千百年后仍会不断振起和被人们响应。这首诗虽题作“醉歌”，但因为有“有酒吾忍酌”的句子，是醉歌还是托醉而歌不好确判，我们能够确判的是，不论醉否，陆游的爱国情怀是不变的。1899年，梁启超写作《读陆放翁集》四首，热烈赞颂陆游的爱国豪情，推崇他为“亘古男儿一放翁”，随着梁氏的影响，这种观点被大量传播引用，逐渐成为文学史的定论。梁氏创作《读陆放翁集》的时间，距离陆游这首《醉歌》的写作时间，整整过去了八百年。陆游“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的寄望，信然成真! 由此看来，陆游这些忠义凛然、悲壮激昂、可歌可泣的诗篇，决非什么门面话，更不是方东树所说的“客气假象”或“矜持虚懦”⑩，而是醉醒如一，真切蕴含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和深沉的忧时之念。当他人“西湖歌舞几时休”、都在醉生梦死之际，陆游的梦境醉思却萦绕着复故土、靖国难、纾君忧，这正是陆游不同于寻常醉客的伟大之处。这种表里一致的伟大，千百年来如此真实地感动着我们，而且愈当民族危亡之时，愈能弘扬民族正气、发扬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气节、呼唤民族意识。 必须注意的是，所有伟大的作家思想都是极具包容性的，经典作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的作品里可以包容而且回答比非经典经家作品更多的问题。放翁的醉思，并非都藏着忧国爱君的寄托，都是那么“高大上”，它当然还裹挟着普通人的悲欢情感，甚至有些颓废荒唐。如这首《自来福州诗酒殆废北归始稍稍复饮至永嘉括苍无日不醉诗亦屡作此事不可不记也》： 尊酒如江绿，春愁抵草长。但令闲一日，便拟醉千场。柳弱风禁絮，花残雨渍香。客游还役役，心赏竟茫茫。绍兴三十年，三十六岁的陆游由福建宁德县主簿荐升敕令所删定官，北归路上赋此诗。“无日不醉，诗亦屡作”，“但令闲一日，便拟醉千场”，与其说有何深沉寓托，不如说就是羁旅之客春日的诗酒闲愁，当然还夹杂了一点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如果说这首诗表现的情绪还较为模糊，那么再看这首《独醉》： 老伴死欲尽，少年谁肯亲。自怜真长物，何啻是陈人。江市鱼初上，村场酒亦醇。颓然北窗下，不觉堕纱巾。诗作于庆元六年，陆游七十六岁时，同辈友朋逝去殆尽，后辈新人谁来相亲?环顾周遭，颇有自身多余之感，只好醉卧北窗，颓然自怜。这是人人都要经过的老境与心情，真实自在，何必画蛇添足，高言寄托。 还有这首《醉歌》： 不痴不聋不作翁，平生与世马牛风。无材无德痴顽老，尔来对客惟称好。相风使帆第一筹，随风倒柁更何忧。亦不求作佛，亦不愿封侯。亦不须脱裘去换酒，亦不须卖剑来买牛。甲第从渠餍粱肉，貂蝉本自出兜鍪。燮理阴阳岂不好，才得闲管晴雨如鹁鸠。辛苦筑垒拂云祠，不如吟啸风月登高楼。尔作楚舞吾齐讴，身安意适死即休。诗作于开禧三年，陆游八十三岁时，诗中力主做一个随波逐流、无甚追求、风花雪月、随遇而安的难得糊涂人，认为这样胜于建立受降城那样的功劳(11)。“身安意适死即休”句，思想庸俗平常，哪有什么高明可言。 事实上陆游近三千首饮酒诗，明确传达出爱国忧思的不过百篇，风花雪月、伤春悲秋、忧生叹贫、读书教子、人情往来的诗篇要占大多数。这些诗篇，虽无他的爱国之作那样光辉夺目，却反映出一个普通士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特别是宋金议和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陆游的饮酒诗虽不乏忧国之思，但更多表现出对人民安居乐业的赞美，如《村饮四首》： 不来东舍即西家，野老逢迎一笑哗。试说暮年如意事，细倾村酿听私蛙。 无念无营饱即嬉，老翁真个似婴儿。昏钟未动先酣枕，日上三竿是起时。 买来新兔不论钱，钓得鲜鳞细柳穿。野店浑头更醇酽，一杯放手已醺然。 淡烟孤榜系村桥，迭迭沙痕印落潮。最是一年秋好处，踏泥沽酒不辞遥。诗作于庆元五年秋的山阴，作者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翁，他或与野老把酒忆旧；或在野店品尝新兔鲜鱼；或日上三竿始起，无念无营；或淡烟落潮中系舟登岸，逍遥寻醉，活画出一派静谧安详、知足长乐的太平景象。再如以下四首： 九日春阴一日晴，强扶衰病此闲行。猩红带露海棠湿，鸭绿平堤湖水明。酒贱柳阴逢醉卧，土肥稻垄看深耕。山翁莫道浑无用，解与明时说太平。(《春行》) 翦韭腌齑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初夏十首》其二) 明朝逢社日，邻曲乐年丰。稻蟹雨中尽，海氛秋后空。不须谀土偶，正可倚天公。酒满银杯绿，相呼 一笑中。(《秋社二首》其一) 父老招呼共一觞，岁犹中熟有余粮。荞花漫漫浑如雪，豆荚离离未着霜。山路猎归收兔网，水滨农隙架鱼梁。醉看四海何曾窄，且复相扶醉夕阳。(《初冬从父老饮村酒有作》)分别从春、夏、秋、冬四季形象描绘太平时世的乡村风俗人情，字里行间满载着和谐与幸福感，令人悠然神往。陆游并不是好战分子，他的抗战恰是为了抵抗侵略、收复失地，还天下以太平。他渴望的是“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无私处处春”(《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盛》)，因此他的饮酒诗，常赋予自然景象、风俗人情以色彩美感或生命活力，表现着他对平静淳朴生活的热爱，对安乐美好生活的向往。“酒似粥酞知社到，饼如盘大喜秋成。归来早觉人情好，对此弥将世事轻。”(《秋晚闲步邻曲以予近尝卧病皆欣然迎劳》)“春色垂垂老，山家处处忙。园丁卖菰白，蚕妾采桑黄。候雨占秧信，催儿筑麦场。醉眠官道上，人为护牛羊。”(《春老》)“桑眼初开麦正青，勃姑声里雨冥冥。今朝有喜君知否，到处人家醉不醒。”(《春社四首》其一)“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锄麦家家趁晚晴，筑陂处处待春耕。小槽酒熟豚蹄美，剩与儿童乐太平。”(《北园杂咏》其五)类似的诗篇实是不胜枚举，这种恬静之景与和美之情，不同于激烈悲壮的抗战情怀，构成了陆游醉思的另一个层面。酒，不仅可以舒郁愤，而且可以养太和，激烈与恬静，是陆游醉思的两极。当然，陆游的醉思还包蕴着其他复杂的层面，只有将这些层面的醉思叠加起来看，才有望把握到一个立体、形象、真实的放翁。 不仅饮酒诗如此，陆游晚年的大部分诗歌，也都是一个乡村里有着风雅情怀的老人的如实写照，俗事俗情、日常琐碎，如此而已，不必刻意求深。但正因如此，反使陆游的诗歌如生动的市井风俗画，如迷人的乡村小夜曲，恰可从中领略到南宋承平之时普通村社间的日常生活情状和士人情怀。无论比之陶潜、王维等前代诗人，还是比之范成大、杨万里等同代诗友，陆游对乡村田园生活情味的描绘都更加亲近可人、具体细微，这可说是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重要贡献。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曾批评陆游诗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材，梦太得意。”又批评陆游诗歌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12)陆游的匡救之略是否矜诞无当?心性之学是否酸腐可厌?均属可议。宋人对陆游不乏“平戎得路可横槊”(13)、“能太高”(17)、“议论今谁及，词章更可宗”(15)之类的评价，宋孝宗更称赞陆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16)，似乎都与“矜诞无当”“酸腐可厌”无涉。至于“好誉儿、好说梦”，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丰满。因为陆游被贴上“爱国主义诗人”的巨幅标签后，很容易遮蔽掉他日常化的一面。以饮酒诗为例，虽然其中明确具有爱国情怀的诗篇不占多数，但由于多系名篇，且反复被人引用，其产生的“晕轮效应”遂造成对其他诗篇的忽视。即使有人注意到他的一些闲适感伤乃至颓废之作，也往往曲为解说，将陆游所有的苦闷都视为报国之志未遂的结果，不敢或不愿承认陆游有平常人的一面。这样的陆游，虽然高高在上地被人反复赞颂，却距离我们愈来越远。钱先生的批评，让人重新体味到陆游与普通人之间的联系，显得更为生动真实，为如何理解陆游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我们由此也要警惕另外一种解构陆游的倾向。即戴上有色眼镜，无视陆游崇高的一面，即使在其“平常”的一面中也仅向庸俗阴暗处用力，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发现”或想象，以为陆游以及历史上的圣贤、英雄皆不过尔尔，于是心安理得于苟安偷且、醉生梦死中。这种解构英雄、解构历史的倾向看似时髦新潮，但却忽略了巨人与普通人的差距，不在起点的相同，而在于曾经达到的高度。那种弃琼拾砾、抛精取粗式的“解构”，非但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反而会让人怀疑其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出了问题。 事实上，融入日常生活和常人喜怒哀乐的陆游，无损于他的崇高，反增加了他的可亲可近。因为兼备普通人情怀的陆游，使我们恍然意识到自己和巨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从而鼓起见贤思齐、自我奋发的勇气。我想，这才是理解陆游及其诗歌的正确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