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元代文人与歌妓关系再认识：因品格才艺而结缘 以往的研究认为，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关系，不外两种：身兼官僚的上层文人，他们与歌妓的关系，是玩弄与被玩弄；下层文人与歌妓的关系，则因社会地位接近（所谓“八娼九儒十丐”）而同病相怜。这些认识，缺乏文献的支撑。曲家王恽，在朝官翰林待制，出任外官，为提刑按察使。无疑属上层文人。他为乐籍曹氏写的诗序，可以推翻上述观点： 乐籍曹锦秀，缓度清歌。一日来为予寿。因询之曰：“汝以故家人物，才色靓丽，风韵闲雅，知名京华，为豪责招致，逞妙艺而佐清欢，日弗暇及，不知何取于予而得此哉？”（３６）这位名隶乐籍的曹氏，究竟什么出身，不好臆断，但即称其为“故家人物”，应该有我们不知道的背景。在宋金、宋元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有些身隶乐籍、流落为妓的，可能原本有显赫的家世。或因国之覆亡，或因家之败落而沦为歌妓。这样的人，时见于文献记载。王恽文章中对曹锦绣说话的口气，绝不像一个身居高位者对下贱艺人的说话。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歌妓也有地位高下之别。像曹锦秀以及今人熟知其名的朱帘秀、顺时秀，无疑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优秀艺人与优秀文人之间的关系。那些缺乏艺术与人品修养，以卖笑为生、只是出卖肉体的娼妇，在任何时代都不值得称道，当然也不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优秀文人与优秀歌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欣赏。我们看文人元（亢）文苑赠艺妓玉叶儿［南吕·一枝花］《为玉叶儿作》曲： 名高唐国盘，色压陈亭榭。霞光侵赵璧，瑞霭赛隋珠。无半点儿尘俗，不比寻常物，世间总不如。莫夸谈天上飞琼，休卖弄人间美玉。 ［梁州］……忒玲珑性格儿通今古。论清洁是有，瑕疵全无……堪人，爱护。那些儿断尽人肠处，更那堪吴香馥。只恐旁人认做斌玞，索别辨个虚实。（３７）作品以“玉叶儿”的特性比拟歌妓玉叶儿品行，他倾慕玉叶儿，是因为她有玉的品质：“无半点儿尘俗”，清洁得没有瑕疵，并且“忒玲珑性格儿通今古”。所重的不在色与艺，而是高雅、纯洁与学识。《青楼集·天然秀》说歌妓天然秀“……丰神靓雅，殊有林下风致，才艺尤度越流辈……然尚高洁凝重，尤为白仁甫、李溉之所爱赏云。”（３８）著名词曲家白朴（仁甫）和著名诗人李泂（溉之）对她都是“爱赏”而不是狎昵。 在中国古代，女子有文化修养的毕竟是少数。歌妓则是这少数中既有文化艺术修养又较为自由的一群。如果一个文人，他的配偶愚昧蠢俗，那是他一生的痛苦。在与歌妓的交往中，他们感到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契合。逢场作戏的文人有，但也有很多文人珍惜这份感情，王元鼎对顺时秀的钟情、贾固对金莺儿的感情，都成为美谈。 顺时秀是元文宗时期最著名的歌妓，其地位之高，可以想见。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唱家。对王元鼎，我们反倒了解得不多，据《南村辍耕录》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翰林学士。《太和正音谱》列其名于词林英杰之中，他确实是一位才子，《全元散曲》录其［正宫·醉太平］《寒食》写得很美（３９）。他与顺时秀的事，《青楼集》《南村辍耕录》都有记载。《南村辍耕录》卷十九《妓聪敏》条载： 歌妓顺时秀，姓郭氏。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学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马版肠充馔，公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时中书参政阿鲁温尤属意焉，因戏谓曰：“我比元鼎如何？”对曰：“参政，宰相也；学士，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咏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参政付之一笑而罢。郭氏亦善于应对者矣。（４０）《青楼集》的记载与此大体相同。王元鼎与顺时秀之间两心相契，是值得赞赏的。贾固对金莺儿也是一片真情。贾固，字伯坚，历任山东佥宪、西台御史、扬州路总管、左司郎中、中书省左参政事。在元代属于高官。他任山东佥宪时与金莺儿相识，《青楼集》载： 金莺儿，山东名姝也，美姿色，善谈笑，搊筝合唱，鲜有其比。贾伯坚任山东佥宪，一见属意焉，与之甚昵。后除西台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红绣鞋］曲以寄之，曰：“……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诗，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由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东以为美谈。（４１）贾固在当时，文章政事，都受称赏。《录鬼簿续编》说“其文章政绩，载诸列传可考”（４２）。这样一位文人官员，为了与歌妓的感情而不怕丢官，也是很让人感动的。 文人与著名歌妓的感情，大多并不是男女情爱。他们相处和谐，有时霍略礼法，无间尊卑，关系融洽。《青楼集》和杨璃《山居新语》都记载鲜于枢（伯机）与歌妓曹娥秀的故事，所记大致相同，《山居新语》载： 鲜于伯机枢，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机因入内典馔未出，适娥秀行酒，酒毕，伯机乃出。客曰：“伯机未饮酒。”娥秀亦应声曰：“伯机未饮。”座客从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机见称？可见亲爱如是。”遂佯怒曰：“小鬼头，焉敢如此无礼？”娥秀答之曰：“我称伯机固不可，只许你叫王羲之乎？”一座为之称赏。（４３）鲜于枢是著名书法家，诗人，也是曲家，其豪侠而富文人气质，在元代也是突出的。那个时期一流的文人和一流的歌妓，在艺术中找到了心灵的契合处，身份的差异被淡化了。 一些著名文人表现了对优秀歌妓的向慕。这种向慕，是对艺术、对美的向慕。翰林学士卢挚（疏斋）在元代名气很大，诗与刘因齐名，文与姚燧并称，又是著名的散曲家。他写给著名艺妓朱帘秀的［双调·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充分表现了他对艺术与美的欣赏和追求：“系行舟谁遣卿卿。爱林下风姿。云外歌声。宝髻堆云。冰弦散雨。总是才情。”（４４）倾慕的是“林下风姿”，爱赏的是“云外歌声”，折服他的“总是才情”。《青楼集》记载了他访金陵歌妓杜妙隆而不果的佳话： 杜妙隆，金陵佳丽人也。卢疏斋欲见之，行李匆匆，不果所愿，因题［踏沙行］于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马上诗成了。归来闻说妙隆歌，金陵郄比蓬莱渺。宝镜慵窥，玉容空好，梁尘不动歌声悄。无人知我此时情，春风一枕松窗晓。”（４５）他把这次访人不遇当做深深的遗憾。为什么？他要见杜妙隆，不是要寻找一位歌妓，而是去寻找一种美。妙隆歌，无疑代表了不同于顺时秀、梁园秀等等歌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他要欣赏、感受这独特的美的歌唱。如元人所言：“凡人声音不等，各有所长。有川嗓，有堂声，皆合破箫管。”（４６）不同风格，各有所长，各极其美。卢挚寻访杜妙隆的意义在此，访而不果的遗憾也在此。文人的这种遗憾是常有的，有些是永久。《青楼集》所载樊香歌事，也让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猎书史。台端虽廌角峨峨，悉皆爱赏。士夫造其庐，尽日笑谈。惜寿不永，二十三岁而卒。葬南关外。好事者春游，必携酒奠其墓，至今率以为常。（４７）这位也是金陵名妓。樊香歌生前，士夫们不避风宪官的纠察弹劾，冒受处罚之险也要去欣赏她的歌舞与言谈。她死后，一种艺术和美消失了，文人们怀念她所创作的艺术与美，长久地纪念她。后人绝不能把文人们这种高雅的对艺术美的爱赏作庸俗的猜想。著名诗人杨载有悼念妓女的诗，让我们去除对这种感情的庸俗理解：“金沙滩上观音面，劫火光中幻化身。抱取摩尼却归去，天衣元不污风尘。”（４８） 优秀的歌妓也非常看重与文人的交往与情谊。《青楼集》与《尧山堂外记》都有关于歌妓张玉莲的记载，《青楼集》载： 张玉莲，人多呼为张四妈，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词唱之。丝竹咸精，蒱博尽解，笑谈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富贵公子。积家丰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靳惜。（４９）其才艺如此，其豪侠又如此，其敬重士大夫又如此，当然会赢得文人们的敬重。她之结交士大夫，绝不是为了钱财，反倒乐意为这些文人雅士耗尽钱财。 元代文人也有对妓女嘲讽甚至辱骂的，比如京师角妓连枝秀，就曾受到陆居仁（宅之）的嘲弄戏辱。《青楼集》记载说：“连枝秀，姓孙氏，京师角妓也。逸人风高老点化之，遂为女道士，浪游湖海间。尝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闽童，亦能歌舞。有招饮者，酒酣，则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于东门外化缘造庵，陆宅之为造疏，语多寓讥谑，其中有‘不比寻常钩子，曾经老大钳槌。百炼不回，万夫难敌’之句，孙于是飘然入吴……后不知所终。”（５０）仅看这段文字，我们会认为连枝秀清雅出尘，谋生不易，不能原谅陆居仁。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记载，一语道破了其中关键，其卷十二《连枝秀》载： 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姓孙氏，盖以色事人者。年四十余，因投礼逸士风高老为师，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静慧散人之号，挟二女童，放浪江海间……（５１）原来她是以色事人者，即出卖色相与肉体，四十多岁，色无可售，变身为女道士。为妓为道，都是谋生之道，求文人造疏募缘，同是敛财之道。这样看来，“不比寻常钩子”等语，不是对她的侮辱，而是无情揭穿。 总之，元代著名文人与优秀歌妓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对艺术与美的共同爱好与追求基础之上的心灵契合。那些低俗的、出卖肉体的、灵魂扭曲了的妓女，不会赢得文人们的敬重与赏爱，她们对于艺术没有贡献。以往研究中说那些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未见得是为善良的弱者鸣不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