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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溯源 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的分野。宋濂《汪右丞诗集序》：“诗之体有三，曰风、曰雅、曰颂而已。风则里巷歌谣之辞，多出于氓隶女妇之手，仿佛有类乎山林。雅、颂之制，则施之于朝会，施之于燕飨，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为，其亦近于台阁矣乎!”⑦说雅颂近似于后世的廊庙文学没有错，它们的作者主要是朝廷大夫；说国风类似山林文学则过于勉强。山林文学的作者乃是隐士阶层。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说的“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山林文学与廊庙文学的作者，同样属于士阶层。如果士进入官场，歌咏朝廷和国家，他的文章就属于廊庙文学。如果他拒绝与统治者合作，歌咏自然，他的创作则属于山林文学。 到了汉末魏晋间，旧的秩序被打破了，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士族文人既要追求个性自由，又想维护社会体制，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他们需要一种理论，能够把廊庙和山林统一起来。郭象哲学应时而生，为西晋末年和东晋时代的士族文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处世理论。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曰：“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唐成玄英疏曰：“言圣人动寂相应，则空有并照，虽居廊庙，无异山林，和光同尘，在染不染。”⑧经过郭象等人的改造，玄学演变为一种明显带有士族色彩的哲学体系。郭象的“适性”理论提出的是一种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庙堂”与“山林”本来是两种相互对峙的存在，现在士族文人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体，悠游其间，左右逢源，为我所用。 两晋之时，特别是东晋时期“朝隐”现象在士族阶层中广为盛行。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世说新语·文学》注谓谢万作《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晋书·邓粲传》曰：“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所谓的“朝隐”实质上指东晋士族名士的一种贪婪行为，他们既需要世俗的权势，只有权势才能保证个人和家族的长久利益，同时他们也企图占有广大的庄园和山泽林泉，只有庄园和山林才能让生命个体沉浸在逍遥自由之境。在六朝文学中不难看到，很多诗人都推崇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模式。范晔《乐游应诏诗》：“崇盛归朝阙，虚寂在川岑。山梁协孔性，黄屋非尧心。”⑨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歌颂颜延之：“服爵帝典，栖志云阿。”⑩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这些东晋南朝的士族文人无不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 在门阀士族中，既有王导、谢安、庾亮这样的廊庙之器，也有一些欺世盗名之徒。王导、谢安身为风流宰相受人敬仰。孙绰《丞相王导碑》云：“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而侔于冬日。信人伦之水镜，道德之标准也。”孙绰《太尉庾亮碑》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作为国家的廊庙之器，他们也在追求一种超然玄悟的人生。“以玄对山水”表明东晋士族谈玄说理之风从抽象转向现实。更多的士族名士缺乏王导谢安那样经纶国事的才能，但他们还要占据清流官职，崇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孙绰诔刘惔文)的生活方式。 当时既然以自然美为时代风尚，在为人和为文时就出现了一些“言与志反”的人。《文心雕龙·情采》云：“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王运熙先生说：“六朝文人，多出身贵族，贪恋爵禄，同时喜谈超脱尘世的玄学，当山水文学兴起后，更喜欢写企羡山林、观赏风景的诗篇。……可以想象，在谢灵运、谢朓等名家影响下，当时那种‘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的作品是相当多的，所以招致刘勰的抨击了。”(11)“言与志反”的文人历代都有，揭露他们的虚伪非常必要，但不能因此而怀疑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的合理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刘歆作《遂初赋》，潘岳作《秋兴赋》，石崇作《思归引》，古来文人类此者甚众，然不得谓其必无皋壤人外之思。盖鱼与熊掌，本所同欲，不能得兼，势必去一，而反身绿水，固未尝忘情也。故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12)诗人的人格结构都是复杂的，在内心世界里廊庙与山林并不是一直对立的。蒙田说：“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在那里，我们应该进行自己同自己的交谈，毫不涉及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13)每个人有自己所理解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生命本体本来就是一个个矛盾体，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不同的角色。即使是价值取向集中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人，他也会欣赏大自然的美，也需要精神的安顿。自然世界通常是人们转移心理压力的窗口。人需要在生命的困境中寻找心灵的自由和灵魂的解脱，哪怕只是片刻的自由和解脱，也显得弥足珍贵。从这个角度看，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郭象提出了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的理论，两晋南北朝士族文人践行了这一理论。遗憾的是，在杨素之前没有出现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兼善的诗人。东晋时代，永和三年(347)的兰亭雅集，形成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孙绰的《兰亭集后序》和兰亭诗，它们是“以玄对山水”的典范之作，但在廊庙文学方面他们没有多少建树。刘宋时代的颜延之等是庙堂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在山林文学方面他们缺乏杰作。杨素作为大隋的丞相和将军，他的主体人格集中在社会政治层面，为国家操劳奉献，至少在表面上忠心效力于朝廷。另外一方面，他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能够体悟到大自然的美，让自己沉浸在自然美当中。所以，他不仅具有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而且也完成了廊庙山林兼善的文学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